節儉風讓高端餐飲進寒冬期北京營業額降近4成

節儉風讓高端餐飲進寒冬期:北京營業額降近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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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訊 停售高檔魚翅燕窩,推出低價菜,賣地鐵餐、快餐……在全國厲行節約的風潮下,首當其沖受挫的高端餐飲業不得不放下“身段”,轉型謀生。昨日,北京市商務委在“高端餐飲企業轉型發展交流會”上公佈,監測15傢經營商務餐為主的餐飲企業發現,今年1月至5月,營業額同比下降36.4%。受此影響,1月至5月全市餐飲收入首次出現下降,降幅為5.6%,是近年來的低谷。據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北京餐飲收入歷年來的增速都高於社會零售額的增長速度,但今年前5個月,北京餐飲的收入出現逆轉,餐飲收入首度出現下降。生意滑落,為避免關閉門店的風險,北京高端餐飲業從今年三四月份開始謀求轉型升級,多品牌經營、多業態消費是目前商務餐飲的首選。盡管目前餐飲業還暫未扭轉營業額下降的頹勢,但該負責人表示,“從目前來看,轉型還是有效果的,二季度比一季度就減緩瞭一些。從目前的形勢看,今年的大眾餐飲市場還有不少增長空間。”市商務委表示,通過舉辦北京美食盛典、西餐文化節等拉動促銷活動,拉動餐飲消費增長。餐飲企業也應對市場形勢變化,主動調整目標客戶、菜品結構、服務模式,開展多種形式的促銷活動,才能謀生“自救”。市商務委還將陸續推出促消費舉措,包括啟動長達3個月的“點擊消費”網購大餐,引進意大利、英國等多場“進口商品購物節”,讓市民不用走出國門或輕點鼠標,就能買到心儀而優惠的商品,從而拉動北京整體消費。■ 轉型招數1菜譜的變化停售高端菜 人均消費降30%魚翅燕窩、山珍海味向來是高端餐飲最吸引消費者的地方,而這些菜品正在逐漸遠離餐桌,餐廳提供的菜譜也因此有瞭調整變化。昨日,在凈雅大酒店,記者翻看其菜譜,發現以往動輒好幾百元一位的高檔魚翅燕窩不見瞭,菜價多在200元內,多數是幾十元的低價菜。負責人稱,他們已經停售高檔魚翅燕窩、單價200元以上的菜品。在最新修改調整的菜譜中,增加傢常菜、小海鮮,202道菜品中30元以下的菜有68道,40元之內的菜品有111道,占總菜品的一半以上,“下調價格後人均消費下降瞭30%”。著名的順峰酒樓也取消瞭高檔菜品,不再銷售人均300元以上的菜品,還連續推出100多種50元至80元左右的菜品。湘鄂情酒樓也有同樣的舉措:停售高端海鮮類菜品,主打平價海鮮、湖鮮及河鮮;調整部分菜品、果汁銷售價格,以及高中低檔菜品的比例,還推出瞭50元的套餐、老年人專供餐飲、快餐等,降低門檻,走親民路線。2消費人群的變化沒有最低消費 普通人敢進瞭對於高端餐飲,普通老百姓向來是“望而卻步”的,“好傢夥,一個包間最低就得消費一兩千元,還有服務費,吃一頓怎麼也得5000元,哪是我們普通人消費得起的!”市民們對高端餐飲的消費水平依然保留著這樣的印象。但在經營的壓力下,高端餐飲不得不調整目標客戶群,轉向大眾消費,商務宴請少瞭,普通老百姓進店消費的開始多瞭。而取消最低消費、服務費是最主要的變化。目前,像湘鄂情、凈雅、凱瑞豪門食府等,都已經取消瞭最低消費或不設服務費、包間費、開瓶費;直隸會館采取分層錯位經營,將酒樓一層定位為大眾餐飲市場,人均消費100元左右。湘鄂情還專門推出瞭傢庭歡樂餐廳,主推傢宴,還有商傢推出上門做菜服務。海淀飲食服務行業協會負責人稱,用普通百姓的消費水平在高檔的就餐環境中品嘗高檔美食,體現瞭中高端餐飲在當前形勢下的“轉身”。3高端態度的變化商傢做快餐 主動參與團購眼下,在快餐、團膳行業,開始出現高端餐飲的身影。市商務委表示,這是高端餐飲“多業態多品牌發展,延伸產業鏈相結合”。“今後,市民在地鐵餐車內可以買到凈雅盒飯。”凈雅餐飲負責人稱,已收購瞭地鐵餐車項目,將在居民集中區、集中商務區的地鐵站點提供餐飲服務,首批30個營業站點已投入運營,估計年內站點將達到230個,2014年達到400個,“地鐵餐車項目正在研發,未來可以提供自制飲料、休閑食品、即食食品、盒飯、團餐等”。湘鄂情集團也收購瞭多傢門店,經營快餐、團膳,實現中式快餐菜品的標準化。同時,以往為高端餐飲“不屑”的團購,現在也成瞭一個促銷手段。記者在大眾點評、糯米網等網站看到,不少高端餐飲企業已經加入瞭團購行列,吸引客源。“去年大部分商務餐廳都是不做團購的,有些甚至都懶得見我們的業務員”。一傢團購網站的工作人員稱,現在這些餐廳的態度大轉彎,從4月份開始,一些商務餐廳主動打電話商量。■ 綜述“節儉風”讓高端餐飲進入“寒冬期”昨天,距離去年中央“八項規定”的出臺,已經整整7個月瞭。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瞭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要求輕車簡從、簡化接待、不安排群眾迎送,不鋪設迎賓地毯,不擺放花草,不安排宴請、厲行勤儉節約等。今年1月,習近平又專門對餐飲浪費作出批示,指出餐飲環節上的浪費現象觸目驚心,浪費之風務必狠剎。一時間,年會紛紛退訂取消,鮑參魚翅、茅臺五糧液也少人敢公開消費瞭,高端餐飲遭受重創,進入瞭“寒冬期”。“八項規定”無疑對公款消費產生瞭殺傷力。國傢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認為,高檔酒店的餐飲收入下降明顯,“一定程度上說明公款消費受到瞭一定的抑制”。北京三環路航天橋以西的“阜成路美食街”,在全國都有著較高的知名度,這裡聚集瞭20多傢高端知名餐飲品牌,民間把阜成路稱為接待高端商務宴請的“大飯街”。但自去年12月份以來,中高端餐飲企業銷售驟降,就餐人數銳減。而月壇附近,高檔餐廳大大小小十幾傢,普遍也是“門前冷落鞍馬稀”的窘境,在這裡營業11年之久、頗有名氣的美林閣餐廳甚至早早地選擇瞭關門歇業。事實上,隨著餐飲對高端菜品的滯銷和“棄用”,連提供這些原材料的海鮮批發商也面臨著日子難熬的局面。京深海鮮市場、大洋路海鮮批發市場裡,往年不愁銷路的澳洲龍蝦、海參變得少人問津,有的商戶一個月賣不出幾隻大龍蝦,不得不打算轉行。前不久,在海淀區商務委和海淀飲服行業協會主辦的中高端餐飲轉型發展交流會上,餐飲大鱷們都不得不承認這些現實:改革開放給餐飲行業帶來持續的繁榮,現在高潮落幕、泡沫破滅,應從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經濟環境的深刻變革中,看到餐飲業的本質和未來。順勢以民為本,回歸大眾才是當前餐飲企業的出路。在餐飲專傢、《餐飲邦》首席顧問田廣利看來,高端餐飲轉型也應該根據實際情況來轉,一些租金貴的門店關掉,反而是更理性的選擇。還有一部分可以堅持自己的定位,像一些高端老字號品牌。正常的高檔餐飲,不應是公款消費的場所,而應該讓其釋放出私人消費,吸引的是“高收入”、“高知名度”、“高職務”人群。田廣利提醒,要留神一些高端消費逐漸向隱蔽性更強的私人會所轉移。他預測,就目前的大環境來說,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財政收入狀況,都需要節儉過日子。加上我國經濟增長已不如過去高速,花錢大手大腳很難瞭,高端餐飲不太可能回暖,餐飲奢侈浪費現象也就成瞭無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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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英雄”吳先鋒今卻成一企業看門人

“西沙英雄”吳先鋒今卻成一企業看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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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鋒於傢中人民解放軍時期與戰友軍區匯演的照片11月30日,一則消息吸引瞭很多人的眼球——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因為患病傢貧,已經在海口市某廣場幫人看店好幾年瞭,而這位老人竟然是赫赫有名的西沙海戰功臣、曾任兩屆全國人大常委的吳先鋒。上世紀70年代曾經大名鼎鼎、紅遍全國的“西沙英雄”,連續兩屆的全國人大常委,經過幾十年歲月打磨,何以現在成為瞭一傢企業無足輕重的看門人?老人經歷瞭怎樣的人生沉浮和變遷?“看門人”約訪見面的那天,吳先鋒開著一輛黑色豐田皇冠神采奕奕地出現在小區門口,與報道中的“重病”形象大相徑庭。說起吳先鋒,小區門衛小李撇撇嘴:“單位的人都知道他的事,但那是過去的事嘛,我們現在叫他老吳,沒人提西沙的事瞭,他自己也不會主動說。”這輛轎車是海口港務局工會主席的配車,吳今年3月份退休之後,車子一直是他開著,單位沒有追要。“我們這裡很多人都知道,他原先不叫吳先鋒,他拿中國旗子沖在最前面,插在西沙島上,後來江青領導給他起的這個名字,單位的人都知道。他人很開朗很隨和的,很愛說笑話。他經常自己去買菜啊,鍛煉啊,都很喜歡跟我打招呼,人很好的。”小李說。隨著小李的指引,我們到瞭吳先鋒的傢。這是海口港務局的宿舍樓,住的都是港務局的幹部。吳傢有一百多平米,客廳懸掛著印有他畫像的當年《解放軍畫報》的封面,隨著采訪的深入,61歲的老人打開瞭話匣子。原來,2007年5月體檢時,發現患有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老人隨即從港務局工會主席的位置上內退瞭下來——當時就想,“活不瞭多久瞭”,可還“想繼續看一看社會主義的建設”。“我現在已經是黃土埋到半身的人,沒多長時間瞭,反正活一天就白賺一天,不麻煩政府不麻煩人民瞭,和死去的19個西沙戰友相比,我沒有死在西沙,沒有死在越南人的槍口下,我算得上是比較幸運的。”在醫院裡治療瞭一段時間後,他聽從醫生的建議,服用一種價格昂貴的藥品維持生命。一瓶藥24000多元,吃一個月,醫保出90%的費用,自己出10%,可這10%,對於每月退休工資隻有不到3000元的老人來說,仍是不小的負擔。再婚的妻子是工人,工資隻有一千多元,兒子還在讀大三,各種花費都需要用錢。無奈之下,他隻能幫著別人看店,賺點錢補貼傢用。“國傢給我的已經很多瞭,我也滿足瞭,不能因為我得病瞭就去麻煩組織和政府。”“店裡看店呢,就是在裡面管保險櫃,然後把一些資料整理好就行瞭,很悠閑的。這份錢也緩解瞭我生病之後傢裡經濟比較緊張的問題。所以網上說我現在特別困難是不至於的,我們還是個小康生活。”說起網上的報道將他的現狀描述為“淪落”、“貧窮”,吳抬著眉提高嗓子說:“我現在狀況是不好,但是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我們自己勞動自己掙錢,不拿不該拿的東西,有人說要資助我什麼的,我都拒絕。”“網絡上說西沙海戰英雄患病貧困給人打工,我是覺得‘貧困’這個詞太重瞭。失落是有一點,但我跟太太不喜歡他們(媒體)用‘貧困’這個詞……港務局領導看到這些,影響不好。”“1975年廣州(應為廣東)找我去當共青團委副書記,我要是去瞭現在就是正兒八經的副廳級幹部瞭,而且我那時沒有成傢,更好,背個背包就走瞭。76年又有人叫我到三亞交通部的打撈局當局長,兩架直升飛機,幾條大船,我也拒絕瞭,去瞭現在至少也是部級瞭……”“西沙英雄”在吳先鋒61年的人生經歷中,上世紀70年代,是他最願意談的,那是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刻——1974年1月,南越西貢當局武裝侵犯西沙群島,老人所在的西沙民兵用言語和武力擊退瞭敵人。之前,出生在海南省樂東縣鶯歌海鎮的吳先鋒,已經有過一次參軍經歷——1968年,18歲的他參軍,3年後退伍。1973年,南海局勢突變,在政府號召下,已經脫下軍裝兩年的他毅然參加西沙民兵隊伍,並擔任班長。老人說,他們是用言語和書寫的紙條,加上刺刀,才逼退登島的南越軍人的。而廣為傳播的是,爭執中雙方開瞭槍,我陸、海、空三軍出動,民兵英勇無比,打死南越十幾個武裝分子,收復若幹島嶼。後來,在江青等人安排下,廣州軍區和新華社各抽調部分人到西沙進行宣傳報道——由陸、海、空三軍的攝影記者組成瞭一個十幾個人的西沙攝影組,還有一個由作傢和詩人等組成的寫作班子也去瞭。原廣州軍區榆林要塞宣傳科副科長堂偉先生參與瞭當時的報道,他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西沙群島雖然風光很美,但那裡的生活很苦。沒有菜,天天都是罐頭,曬得要命,身上曬得直掉皮。氣溫很高,睡不著覺,中午隻能在水裡泡著。一上島,就聽到許多關於吳先鋒的事跡—如何跟敵人進行面對面的說理鬥爭,如何進行武裝鬥爭等等,於是我就很想去拍這個人。我和吳先鋒一塊生活瞭一個星期,按我們當時的理解,英雄人物就是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所以要把這個人物拍得健美、豐滿、高大、理想! 有一天中午,吳先鋒背著沖鋒槍,手裡拿著螺號,無比英姿地站在海邊望,那姿勢簡直就是電影明星的造型。我們就過去請他介紹與敵人鬥爭的情況,他把頭一仰,側著臉跟我說:敵人就是從那邊來的!藍色的天空,紅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閃光的鋼槍,真實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項元素,我們要的就是這個畫面。為瞭使在強光下的反差減小,我用瞭反光板。又因為吳先鋒的個子較矮,我就用瞭仰視的辦法,使他看起來更高大一些。這樣,一幅“目光炯炯、凝視遠方、挺胸昂首、警惕地日夜守衛在祖國的海疆線上”的攝影作品就誕生瞭。 新華社很快發瞭通稿。接著,1974年,《解放軍畫報》第10期的封面上出現瞭吳先鋒的照片:頭戴草帽、身著紅衣藍褲民兵服、手持海螺、肩挎沖鋒槍、神采奕奕。這張圖片被廣為轉載,引發瞭強烈的社會反響。收到很多表達仰慕之情的信件,淳樸的吳先鋒說:“我當時一封都沒回,沒那個意識。我是收到別人的信才知道,75年小學五年級課本有一篇文章就是說我的,叫《寸土不讓》,那封信我也沒回。”記軍功是必然的,全排36個人一致推選吳先鋒,他就獲得瞭廣州軍區頒發的一等功,還被江青獎勵瞭一雙高級皮鞋,“文革”後還被專門寫材料澄清。事實上,1974年2月獲得的軍功,並沒有直接改變他的命運——1974年6月,由於到瞭“換防時間”,在西沙守衛疆土兩年的吳先鋒又回到瞭老傢。命運沉浮回老傢不久,剛好交通部下屬的海南八所港務局招工,他那時身體素質不錯,很快就被招錄為該局的一名裝卸工。盡管裝卸工很辛苦,但“有個工作不容易啊”,他幹得十分賣力。就這樣,在碼頭上幹瞭大半年的裝卸工,工友沒有人知道這位幹活不惜力的人曾是轟動一時的西沙海戰功臣吳先鋒。而在吳的記憶中,改變他命運的,是一次他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意外”。1975年初,上面通知他立即啟程去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他一下“懵瞭”,自己一個普通的工人能參加這種會議?!立即乘車到海口,然後馬不停蹄去廣州,再從廣州跟廣東人大代表團飛赴北京(海南當時隸屬廣東)。沒人知道誰主導瞭這次“意外”。更令人驚訝的是,幾天後,他被選為全國四屆人大代表、常委。北京歸來,他身份陡升——港務局派瞭僅有的幾輛北京“吉普”在路邊等待,被好多政府部門請去傳達四屆全國人大會議精神。當選為四屆人大常委後,他一邊工作一邊到北京中央黨校參加學習。1975年8月,他不僅被破格提拔為八所港務局副書記及副局長,同時也被任命為共青團廣東省委副書記。在那個非正常的年代裡,僅有25歲、初中畢業的吳先鋒坐瞭火箭般暈暈乎乎。“我那時才二十幾歲。當時,陳永貴是個農民,毛主席提他當國務院(副)總理,接見外賓還綁著頭巾……”“我當時在廣東掛職,但是一直在八所港上班,我要是當時去廣東上班,現在肯定不一樣。當時年輕,想在基層鍛煉一下自己。”聊天中,吳一直忙活著展示各種與大人物的合照和他參與過的重大事件的照片——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在北京參加國宴時的照片、與華國鋒的合照以及與湖南省委書記周裡的合照。老人一再說,在他最風光的時候,廣東、湖南和貴州許多地方都向他遞過橄欖枝,“最後一個要我去當湛江港安全局長,我就跟他們說,讓我去湛江當公安局長我就去,他們沒同意,我拒絕瞭——安全局管安全生產,非常辛苦,公安局長在市中心工作,工作環境各方面都更好嘛。”現實是,他當上港務局的副書記後,書記夫婦看上瞭這個青雲直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小夥子,把“很漂亮”的女兒許給瞭他。“她老媽那時覺得我政治前途大大的有,就讓我去他們傢,指著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女兒。’當時我前妻還在榆林陸軍醫院當兵,當外科護士。”這場帶有目的性的婚姻,隨著吳先鋒繼續呆在海南和改革開放後職位停滯而不歡而散——“85年的時候兩老(嶽父母)想讓我到廣州去,兩個人跟我談瞭一晚上,動員我從八所港務局去廣州,跟著當時廣州市黃埔開發區的一個常務副處長,我當副處長。我沒去,因為廣州我沒有親人。他們就罵我,土包子,鄉巴佬,你不來你們就離婚。”幾十年的風雨,老人一路回憶起來,已然是風輕雲淡:“其實從八所港到現在,我的生活差別不大,我這個人生活很單調的。我不必裝那個樣子,享受什麼待遇,搞得很風雲什麼的,沒意思,時間久瞭都就那麼回事。”很快,他又陷入另一種糾結:“從企業退下來的統稱員工,沒規定你是科級、處級什麼的。我現在退下來瞭,該享受的東西什麼都沒享受到……我當瞭全國人大兩屆常委,現在什麼都沒有瞭。我經常看見現在海南的人大常委在那悠閑地打高爾夫,我什麼都沒有……”(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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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東農村的一場校園“黑社會”出爐記

豫東農村的一場校園“黑社會”出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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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3日,尚未宣判的學生被捆綁參加公審大會,胸前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谷留龍等6名學生就混同在一些殺人和強奸犯罪嫌疑人中間。南都記者王鑾鋒翻拍太康二高大門,周劉山在此處被圍毆,此事引發學生涉黑案。南都記者王鑾鋒攝這是當地一名中學老師所開的網吧,也是太康中學生聚集之地,很多鬥毆事件在此商量而成。警方展示的學生毆鬥兇器及傷者照片(翻拍)。今年3月31日,與太康同屬周口的項城市召開嚴打整治推進會,51名嫌犯被五花大綁的圖片經網絡傳播後引發爭議。資料圖片一群豫東農村的高中生,一群十七八歲的男孩,一群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少年,2010年11月28日,在學校大門口打瞭一場群架,輕傷對方,他們萬萬沒想到,幾天之後,警察找上門來。這場群架招致牢獄之災。在“打黑除惡”的風潮之下,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公安局成立“11·28”專案組,以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將他們刑拘,並倒查三年內該縣中學生所參與的鬥毆事件,最終30名少年被送進看守所,人數占據該縣“打黑除惡”成果的近一半。在訊問筆錄中,這些少年如此自評:“都不是好孩子,平時給人打架,站場子,替朋友擺平個事,平時不上課,上網,打牌,跑著玩,瞎胡鬧,幹一些不務正業的事。”此案後被定為河南省公安廳督辦的涉黑案件。羈押一年零一個月後,今年2月5日,太康縣法院一審宣判,30名少年被指犯有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故意傷害罪及窩藏罪,分別獲刑八個月到四年零十個月不等。目前該案尚未二審。大規模抓捕行動還有一節課就到午飯時間瞭,太康縣第二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二高)的學生孫科威正與同桌商量要去何處吃飯,兩名男子走進教室,徑直來到跟前,讓他出去一趟。他再也沒有返回課堂,同桌後來才知道那兩人是便衣。太康縣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一高)的學生朱衛亮則是下午放學後被帶走的。他剛回到宿舍,學校保衛科老師就過來瞭,核實姓名後,他被帶到保衛科辦公室,幾名警察正等候在那裡,他們一起乘警車離開瞭學校。當天被帶走的還有太康縣第三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三高)的學生耿松傑,他翹課後,去瞭志高網吧,剛登錄上Q Q沒多久,進來瞭幾個警察。警察沒有理會那些作鳥獸散的未成年小孩,直接把他帶走瞭。如此這般,2010年12月3日之後,一場大規模抓捕行動在太康縣開始瞭。據公開資料顯示,包括學生、老師、村民及傢長在內近百人接受瞭太康警方的調查。與此同時,太康警方的審訊和逮捕大約也持續瞭半年,共計有30人被送進瞭當地及鄰縣兩個看守所。據訊問筆錄,警方要求被刑事拘留的學生們交代三年內所有參與的打架鬥毆事件及同夥,更多的學生被牽連進來,包括一些已經離校的男孩子。安全威從太康三高輟學近兩年瞭,一日他與女友逛街時,也被警察當眾帶走。傢住太康縣馬頭鎮的何開通本已高中畢業入伍當兵,因為有學生供稱他也曾參與一宗聚眾鬥毆事件,被太康警方從部隊帶回。太康當地的高中生說,那一段時間,幾乎任何人,都可能因為交友不慎被逮捕。整個學校都籠罩在恐懼中。大約一個月後,這些少年被太康縣檢察院批捕,同日被太康縣公安局執行逮捕。太康警方沒有出示逮捕證,也沒有通知傢長。在後來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上報周口市公安局及河南省公安廳的文件中,這30名少年被命名為孫科威涉黑團夥。2012年1月5日,太康縣委常委、縣委政法委書記劉濤在《河南法制報》撰文:“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我縣成功偵破瞭省廳督辦的孫科威涉黑案件。”一個月後,太康縣法院一審認定,三年來,孫科威及其團夥成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32餘起。作為主犯的孫科威獲刑四年零二個月。孫科威是誰?一個高中學生如何成為河南省公安廳督辦的涉黑案主犯?30名少年又是如何成為涉黑團夥成員的?“主犯”孫科威2月5日結束的一審判決中,對孫科威個人經歷幾乎隻字未提。綜合他外公、他的3個兄弟姐妹、他的小學老師、鄰居和朋友們的描述,能簡單拼湊出下面的故事:1992年出生的孫科威是傢中四個孩子的老大,他傢住太康縣朱口鎮王集村孫莊,簡陋擁擠。在他不到2歲時,他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他被母親送回娘傢,由外公撫養長大。在外公鐘勝強的眼中,外孫孫科威是一個“乖巧聽話的娃兒,像個女孩一樣文靜。在村裡從不胡來,要是他不求上進,我也不會送他一直讀書啊。傢裡這麼窮”。從小學到初中,孫科威的成績屬於優良,一位初中老師還記得他,“他當時是學校‘快班’的,沒聽說過愛打架。”與孫科威一起長大的夥伴初中畢業後都出外打工瞭,他參加瞭中考,堅持要上高中,他告訴外公自己要上大學,改變命運。太康縣主要有三所公立高中,孫科威就讀的太康二高的教育水準屬於中等。該校位於豫東古城陽夏南關,1979年建校,現有53個教學班,學生6000多人,教職工200多人。學校位於多民族雜居的大街,學生鬥毆之風頗盛。學校三周放假一次,鐘勝強與孫科威見面次數減少,遑論管教。他說,學校老師從來沒有找過他,他一直以為孩子在學校表現良好。老人沒有想到,來到縣城後,外孫學會瞭抽煙、打牌和上網,也開始結識瞭形形色色的社會青年。孫科威為何轉變如此之大,現在沒人能夠講清。“他經常不進班,在外面胡混,他認識一幫人,我們要有事或者受欺負瞭,能請他幫我們助威、捧場,我們感覺比較有面子。”孫科威的幾位朋友說。在太康二高學生中,孫科威、高超群、孫海濤等人和宋留榜、邢占強、張雪濤等人相互對立,各有支持者。孫科威雖然身材中等且瘦弱,卻有股咄咄逼人的狠勁,很少有人敢招惹他。而且他為人仗義,在學生中“頗有名望”,打架能夠一呼百應。很快,他就有瞭一個外號“鬥威”,但他從不欺負同班同學,也很少在本校鬧事,這一點給老師和同學的印象很深刻。當孫科威被警方帶走後,他的弟弟妹妹震驚瞭。在他們心目中,哥哥主意總是很大,甚至很頑固。但是,距離犯罪似乎很遙遠。“11·28”事件是一個名叫周劉山的學生引發瞭這場抓捕行動。據太康檢方指控,2010年11月26日晚,孫科威以其好友吳彭被太康二高學生宋留榜等人打傷為由,夥同尚清風、吳彭等人預謀報復。2010年11月28日下午,三人在網吧集合並準備作案工具,後尚清風等20人手持砍刀和鋼管先後到太康二高門口,無故將該校學生周劉山砍傷。當時,在太康二高學生看來,這不過是同學之間一宗普通打架事件而已。依照以往慣例,傷人者一般會選擇賠償瞭事。過些時日,被傷者伺機報復“掙回面子”,如此反復,直至其中一方要求講和,不再打鬥。但這一次事情沒有依照慣例進行。2010年12月3日,太康縣公安局成立瞭“11·28”專案組介入調查,參與打架的學生被警方迅即刑拘,還有部分學生在膽戰心驚幾日後投案自首。當地警方為何大動幹戈?一種說法是,周劉山遇襲後在當地論壇上發帖,自稱被校內黑社會重殘,要求懲治兇手;另一種說法是周傢有親戚在周口市要害部門任職。但周劉山和他的傢長現在都拒絕談及此事。周劉山接受調查時稱,被砍傷後,他被同學送入太康縣人民醫院,但醫生認為傷情嚴重“治不瞭”,他遂轉至70公裡之外的周口市協和醫院治療。21天後,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室出具鑒定書,周劉山的外傷屬輕傷。綜合警方的近百份訊問筆錄,可以還原周劉山被砍事件的前因後果:因為男女戀愛糾葛,孫海濤被宋留榜等人毆打,孫科威一夥遂與宋留榜一夥結下積怨,見面即發生沖突。2010年11月23日,宋留榜夥同他人砍傷與孫科威一夥的吳彭,後者入院治療,孫科威等人探病時商量報復之策。盡管11月28日,孫科威因故沒有到場,報復行動還是展開瞭。當天宋留榜沒有現身,但在太康二高附近理發歸來的周劉山遭到圍毆。在警方的詢問筆錄中,周劉山自稱“不認識宋留榜,隻是聽說過這個人,見面點點頭而已”。但在太康二高學生的印象中,周劉山與宋留榜儼然一夥,他們從校外批發來廉價物件後強賣給同學,如有不從,則以武力威脅,大傢都敢怒不敢言。孫科威雖沒有參與圍毆周劉山,但警方還是很快將他帶走,因為事情鬧大瞭。交代“犯罪事實”“放學後,你給我等著!”這是流行於中學男生間的逞兇鬥狠之語。如果不是警察找上門來,太康一高的諸多學生還不知道這也是一種犯罪。太康一高是河南省重點高中,亦有多名學生卷入該案,其中所涉一事令人費解。據該校學生朱衛亮和曾非凡的訊問筆錄,他們原本交好,但朱衛亮不慎將曾非凡的電動自行車遺失,兩人因為賠償金額不一而鬧翻,約定在校外解決,方式是“比誰的人多”。2010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們各自邀集四五十人到太康一高西區的南河堤“談判”。當日到場的多名學生說,雙方並無動手,因為彼此認識,加之有警車路過,最後各自散去瞭。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此事被控為聚眾鬥毆罪。據訊問筆錄,這件事之所以浮出水面,系因太康二高一名被拘學生當時應曾非凡之邀也參與“站場子”,他將此事作為“犯罪事實”供述出來瞭。太康縣公安局“11·28”專案組對每個被傳喚的學生都會說兩句話:“你與誰的關系最好?”以及“繼續交代你的犯罪事實。”一些獲釋學生對辦案人員的偵查方式記憶猶新(依照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9名一審被判一年左右的學生現已刑滿釋放)。“審訊人員告訴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都是小孩子,說錯瞭也不要緊。”張慶(化名)說。陳小旭(化名)說:“他們沒有打我們,但是從精神上折磨我們,三天三夜不讓睡覺,一直用大燈照射眼睛。有時候甚至還用冷水淋我們。”“審訊人員還對我們進行引誘。”劉洋(化名)說,“在看守所裡每天都吃饃饃,咸菜要自己買,但總是被牢頭搶走。我們都很饞。提審時,隻要我們表現好,警察就會給我們買大餅吃,裡面夾有牛肉,可香啦。還給我們買飲料喝,買煙抽。”這幾名獲釋的學生說,他們雖然在學校耀武揚威,但是進瞭看守所後都嚇壞瞭,隻想少受折磨,“警察讓說啥就說啥。”在此情形下,很多學生依照模糊的記憶供出兩三年前的打架鬥毆事件和參與同學的名字,即使他們並不肯定,前後口供矛盾。如警方與太康二高學生宋偉光有如下對話:“以前訊問你時,你說張浩東、孟飛翔、劉振也參與瞭這件事,他們確實參與沒有?”“我經常見他仨在志高網吧上網,我印象有他仨,上次詢問時我就把他仨說上瞭。再者,劉振、流琛、孟飛翔他們三個我有點分不清誰是誰,現在確實記不清瞭。”甚至許多已經得以和解的鬥毆事件也被警方重新立案調查。太康三高保衛科長王敬義稱,在該校操場曾發生一起打架事件,派出所也有來人,因為無人受傷,民警把涉事學生批評教育一頓後就完結瞭。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此事被控為尋釁滋事罪。事實上,周劉山被打後一個月,20名涉事學生的傢長已經合計賠償11萬元。周父同意撤訴,但已經無濟於事。撞上“嚴打槍口”當學生們逐個被警察帶走時,他們傢人尚蒙在鼓裡。直到學校放假,孩子沒有如期歸傢,他們尋至學校,一無所獲,最後來到派出所,方被告知孩子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皆被刑拘。驚恐不解的傢長們咨詢律師得知,根據刑法第294條第1款的規定,組織、領導或者參加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應當立案。據多位學生傢長轉述,當他們去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質問詳情時,被告知:“你們傢孩子運氣不好,撞到嚴打槍口上瞭。自認倒黴吧。”所謂的“嚴打槍口”系指這些年來席卷全國的“打黑除惡”風潮。2006年2月,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部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各級公安機關始終把“打黑除惡”擺在打擊刑事犯罪的重要位置。2010年1月,公安部再次作出部署,要求全國公安刑偵部門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有力推動“打黑除惡”鬥爭向縱深開展。時年也正值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省社會治安綜治委聯合表彰的“2006-2010年全省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先進集體”評比年,該省公檢法各級機關爭先恐後,不敢怠慢。何謂“把‘打黑除惡’鬥爭向縱深開展”?2010年4月15日,全國“打黑辦”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如此解釋:重點打擊盤踞在重點行業壟斷經營、破壞經濟秩序的重大涉黑組織;控制集貿市場、涉足民生領域的行霸、市霸類犯罪團夥;欺壓百姓、破壞基層政權的農村惡勢力;非法放貸、暴力討債、“地下出警”等新型黑惡犯罪以及從事“黃、賭、毒”違法犯罪活動的黑惡團夥。(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然而據訊問筆錄,太康縣30名少年打架鬥毆極具隨意性:如在飯館吃飯時與他人身體發生碰撞後言語不合、在溜冰場看對方不順眼、喜歡的女生遭其他男生愛戀、感覺被陌生人跟蹤等等。更多學生卻是出於面子,講義氣,參與不知所謂的紛爭。在學生張浩東的一份訊問筆錄中,他與辦案人員有如下對話:“這次去打架的人都有誰?”“我叫不上名字。”“被打的人叫啥?”“不知道。”“因為啥打人傢?”“不知道。”“被打的人受傷沒?”“不知道。”“誰叫你去的?”“見面認識,叫不上名字。平時上網時坐在一塊認識的。”“你去幹啥去瞭?”“我去幫人傢打架去瞭。”“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學幾腳就成瞭黑社會?”劉洋說。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的上報材料稱,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該縣打掉涉黑涉惡團夥5個,抓獲團夥成員71名。如此算來,孫科威等30名少年約占該縣“打黑除惡”戰果的一半。被捆綁示眾的少年據檢方起訴書,大部分學生於2010年12月3日被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拘留,直至2012年1月11日開庭審理,合計關押瞭1年零1個月。期間隻有6名傢長見到瞭自己的孩子,但時至今日他們還感到屈辱萬分。2011年9月23日,太康縣所有學校都在早操期間播發瞭同一則消息:各班班長和團支書自帶筆記本和小板凳,前往太康縣人民廣場參加公審大會。太康縣人民廣場大約4000餘平方米,正對縣政府大樓,綠化及燈光音響設施完善,是當地民眾娛樂休閑的集中場所。當日與會的幾名班幹部說,他們都不知內情,到場後“發現人山人海的,圍觀的市民有上千人”。據當天的目擊者介紹,數十名犯罪嫌疑人被從看守所提出來後,分乘幾輛車,由武警和民警分別押解。此後警車開道,引來過往行人駐足觀看。最後,犯罪嫌疑人被帶到瞭人民廣場。一名班幹部說,犯罪嫌疑人大多被反手銬著,捆得五花大綁,胸前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寫著他們的罪行及姓名。此外,八九個人一組,蹲在地上,被一條繩子串連起來。馬占揚、司宇翔、王松山、谷留龍、徐振雷等6名學生赫然在列。“一開始他們準備把30名學生全都押去公審,我們傢長得知後都圍在看守所前抗議。”太康二高學生劉振的母親曹鳳芝說。這一點得到瞭獲釋學生的證實:“當時我們都被捆好瞭,因為傢長反對,最後隻押走瞭6個學生。”“我們的娃兒就混在那些殺人犯和強奸犯中間,耷拉著腦袋,流瞭一路的眼淚。丟臉啊,這麼小的年紀,以後沒法子做人瞭。”李秀玲說,她是王松山的母親。河南省豫太律師事務所多名律師擔任涉案學生的辯護人,他們認為太康警方的做法違反法律規定,侵犯瞭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權。公檢法司四機關在1998年、2007年兩次下文規定:嚴禁對執行死刑犯遊街示眾,對一般罪犯特別是犯罪嫌疑人更不能公開遊街示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之後,多名傢長赴周口市公安局檢舉太康警方此舉,但顯然此事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今年3月31日,周口市項城市召開嚴打整治推進會,51名嫌犯被五花大綁,圍觀市民有上千人,經網絡傳播後引發爭議。該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稱,打擊犯罪的願望是好的,可能“方法不太妥當”,也沒想到會“鬧這麼大的動靜”。疑竇重重的判決宣讀55頁的判決書耗去近一天時間。當日共有23名辯護律師到庭,他們稱,審判長限定每位律師隻有3分鐘的辯護時間,但公訴人發言則無時間限制,而且當日沒有一名證人出庭。辯護律師稱,國傢相關法律規定,證據一般有七種:物證及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嫌疑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查和檢查筆錄、視聽材料。一切案件判處都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有罪和處以刑罰。但在檢方指控的諸多罪狀中,大都隻有被告學生的供述與辯解,皆無受害者身份信息及證詞,隻有諸如“持刀追逐一男子”、“無故毆打該校一男生”、“對一白衣男子進行毆打”等表述。60歲的王秀勤在太康一高附近做煙酒生意,據她回憶。“在學校門前有打架的,見過幾次,好像是學生打學生。不認識(打架的孩子),都十六七歲。”盡管語焉不詳,但她的訊問筆錄還是被一審法院采納為書證。傢住太康二高周邊的馬利濤告訴警方:“經常見到學校附近打架,是不是學生說不瞭,都是十七八歲的小孩。”後來這成為一宗聚眾鬥毆罪的證言。在太康法院的判決書中,太康三高一名叫張軍帥的學生多次出現,成為重要證人。但警方的訊問筆錄顯示,張軍帥就曾多次參與打架鬥毆,並且有過作偽證的前科。這並非孤例。太康二高的學生柳銀行也曾多次作為證人出現,但他自己就向警方坦承其中一宗尋釁滋事實際由他組織。在一審中,12份受害人的傷情鑒定書作為重要證據被法院采納,這些鑒定書全由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室提供,遭到辯護律師的質疑。如萬彬彬2009年5月受傷,但2011年3月太康縣公安局技術室據其病歷做出傷情鑒定。據受害人江旭和王朝辰的訊問筆錄,他們被打後並沒有住院,也沒有做傷情鑒定,但是一個月後公安機關出具瞭傷情鑒定書。警方訊問受害人楊坤鵬的筆錄中,他明確表示“沒有做過傷情鑒定”。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稱:“經鑒定被害人傷情系輕微傷。”一審中,被控犯聚眾鬥毆罪的10名學生獲刑最重。辯護律師認為,聚眾鬥毆罪是指為瞭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糾集眾人成幫結夥地互相進行毆鬥,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這些案件發生在在校的學生之間,與社會關聯不大,沒有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啊。”一名辯護律師說。在檢方公訴書和一審判決書中多次論及孫科威等人與其他團夥互毆,但出現在訊問筆錄中的另外30餘名人都沒有獲刑。這一點讓辯護律師和獲刑學生的傢長不忿。但太康縣公安局一位不具名的警察私下說:“上面發話瞭,不能再抓瞭。”被改變的少年和傢庭許多人刻意疏遠瞭和這些學生及他們傢庭的關系。學生們被警方帶走後沒幾天,太康三所公立高中均在沒有通知傢長的情況下,僅在學校大門口張貼瞭一張佈告,宣稱將這些學生開除學籍。太康縣屬河南省周口市,面積1761平方公裡,人口134萬,是典型的農業大縣。周口號稱是“老子故裡”,但卻遊客寥寥,當地人紛紛外出打工。“11·28”案後,那些在外地謀生的傢長紛紛返鄉,為他們兒子的命運而憂愁。“都是傢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傢裡的希望,出瞭這檔子事,傢庭全毀掉瞭。”太康二高學生尚清風的父親尚明新說,農村人講究名聲,坐過牢的人十裡八鄉都知道,一輩子抬不起頭。溫西光是一名村支書,曾經雄心勃勃,現在兒子溫留帥入獄,他感覺自己很不中用,已經提出辭職瞭,“當瞭大半輩子幹部,自己兒子被冤枉瞭卻無能為力。”梁洋洋出事後,他身患重病的母親不再看病吃藥,把省下的錢都用來打點關系,希望他能少判幾年。一年多來,這些學生的傢長不事農活,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瞭聘請律師和上訪當中,但收效甚微。他們被告知,“越折騰,孩子判得越重”,這讓他們無所適從。而那些刑滿獲釋的少年也完全改變瞭模樣,除瞭在看守所中剪的平頭很是紮眼之外,他們的精神已然頹廢。他們現在都無法繼續求學,大多外出打工。哪怕是與陌生人交談時,他們總是看著別處,隻是一根接著一根地狠狠抽煙,這是他們在看守所中養成的習慣,借此擺脫失眠和恐懼。他們都不想回傢,至少在近幾年之內有如此打算。“你進瞭看守所後才知道裡面是什麼樣子的,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跟政府打交道瞭。”劉洋說。他原本是一個趾高氣揚的少年,現在垂頭喪氣,他總覺得別人看他的眼光中有異樣的內容,白天大都枯坐在傢裡,入夜後方才偶爾出門透氣。“最怕孩子們心理留下陰影,出來後報復社會,這才真正走上瞭邪路。”傢長們說。最近兩個月來,他們多次赴周口市中級法院上訴,抗議一審不公。河南省高院曾發文,各級法院受理的一審涉黑案件,都要由主管副院長或庭長親自擔任審判長。孫科威犯罪團夥案由太康縣法院少年庭副庭長王向花審理。王向花曾榮獲周口市優秀青年衛士。據公開報道稱,“在少年刑事審判中,王向花用真情和大愛傾心感化、挽救、幫教失足青少年,關心在校學生,以她的真實事跡為素材編寫的戲劇《法官媽媽》反映瞭王向花幫教失足在校生悔過,使其重返校園並考上大學的動人事跡,在周口市法院傳為美談。”宣判後,眾傢長迷惑不解,圍住王向花詢問:“學生娃打個架咋還坐牢咧,俺們年輕時都打過架,後來也沒變成壞人啊。”“這麼說你們傢孩子打架還是有遺傳的啦?”王向花反問,傢長們一時語噎。(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系化名)“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學幾腳就成瞭黑社會?”———曾被羈押的學生劉洋(化名)“你們傢孩子運氣不好,撞到嚴打槍口上瞭。自認倒黴吧。”———多名學生傢長稱在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質問孩子被抓詳情時被如此告知“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我縣成功偵破瞭省廳督辦的孫科威涉黑案件。”———今年1月5日,太康縣委常委、縣委政法委書記劉濤在《河南法制報》撰文稱(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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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不少人瞄準這個新興行業,開出每月數萬元甚至百萬元的天價。但是,很多月子會所沒有營業執照、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衛生環境差、缺乏監管主體……原本應該讓人們放心的場所,卻暗藏種種隱患。
“過好月子期,健康一輩子。”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孕期女性越來越看重坐月子。於是,月子會所應運而生,並且成為市場新寵。帶著寶寶入住月子會所,成為很多傢庭既省心又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半月談記者走訪發現,不少人瞄準這個新興行業,開出每月數萬元甚至百萬元的天價。但是,很多月子會所沒有營業執照、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衛生環境差、缺乏監管主體……原本應該讓人們放心的場所,卻暗藏種種隱患。高價並不代表高質,生意火暴卻無執照目前,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出現一些天價月子會所,最高消費達28天118萬元,每月花費38萬元的套餐也有數十位產婦嘗試。可高價並不等同於高質量的服務。一些專傢告訴半月談記者,月子會所不能算作正規的醫療機構,由於準入機制缺乏,存在一些漏洞。有些月子會所甚至租個房子、請個月嫂就開門營業,很多月子會所租在賓館中,衛生條件並不達標。一些地方出現月子會所因衛生管理不到位,導致多名嬰兒感染病毒、或母嬰交叉感染紅眼病等事件。一位懷孕3個月正在預定月子會所的劉女士告訴記者,她走訪瞭多傢月子會所,價格普遍在3萬元至10餘萬元之間。“現在不少賓館搖身一變成瞭月子會所,甚至曝出房間裡有老鼠等。”一位網友抱怨,自己在月子會所花瞭4萬多元,號稱個性化的飲食“月子餐”變成瞭簡單菜品的重復,魚湯裡隻有魚頭魚尾,還會向產婦推薦某些品牌的魚肝油。記者在廣西走訪時瞭解到,目前南寧市有近十傢上規模的月子會所,價位從每月一兩萬元到三四萬元不等。有業內人士透露,這些月子會所的服務內容其實大同小異,主要貴在房間上。如單間不如套房貴、一室兩戶不如一室一戶貴、市郊不如市中心貴。一傢月子會所客服人員直言:“1萬多和2萬多的套餐服務內容是一樣的,就看客人的需要來訂。”營業執照是企業或組織合法經營權的憑證,但是很多月子中心負責人談及營業執照時語焉不詳。南寧都市麗人醫院月子會所負責人黃愛廣說,南寧市的月子會所很多都沒有執照,他們也不例外。徐麗娜月子會所負責人坦陳,雖然自傢辦瞭執照,但是“經營范圍”一欄也不是月子會所,而是傢庭服務。亂象多源於標準空白,服務質量良莠不齊由於目前母嬰保健機構沒有嚴格的準入機制,政府衛生部門尚未對其經營和許可、服務質量設定標準,一些不能嚴格自律的母嬰保健機構介入醫院和傢庭服務監管盲區,其服務質量令人擔憂。上海市健康產業發展促進協會常務副會長肖迪娜介紹,目前國傢尚未對月子會所出臺統一的準入制度,例如房屋的設施設備標準、衛生條件、需要幾名育嬰師或護理師等都沒有規定,導致月子會所服務良莠不齊。而且月子會所還涉及多頭監管的問題。“如果涉及食品,就是食品部門來監管;如果涉及交叉感染,就是公共衛生部門來監管;有的地方還涉及環境方面的監管,導致監管存在一定盲區。”一傢月子會所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司屬於一傢母嬰醫院,醫院每個月都會對公司的環境、工作人員的手等取樣檢查菌群情況,確保衛生,但監管部門來抽查的比較少。事實上,部分供職於月子會所的育嬰師、月嫂等工作人員並不具備衛生護理和相關的職業資格證,也沒有經過專業的資質訓練,護理不當的現象常常出現。半月談記者撥通一傢月嫂培訓機構的電話,工作人員表示,在他們這裡學習12天,加上周末休息日,差不多湊個20天左右後參加考試,就能拿到相關資格證書。當記者咨詢萬一考試不過怎麼辦,他說:“我不能說你絕對考不過,我們這裡三年級小學生也考得出來的。”“這是一個新興行業,缺乏相關標準和規范,如果政府相關部門能出臺行業標準、給予指導性意見,對會所是好事,對行業發展也很有益處。”寶瑞佳國際月子會所的劉女士表示。新興行業亟待立法監管,制定行業標準針對目前月子會所暴露出來的種種亂象,記者走訪瞭有關部門和專傢。一些地方工商局負責人表示,月子會所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目前還沒有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準入制度,他們也是束手無策。專傢認為,月子會所向消費者提供的是綜合服務,涉及醫療衛生、婦幼保健、食品等多方面內容,而非簡簡單單的做飯、打掃這樣的傢政服務,原則上應該嚴格明確經營范圍。涉及衛生、食品的,有必要采取前置審批,除瞭工商登記外,還要辦理食品流通許可證、公共場所衛生許可證、餐飲服務許可證、消防安全審批等,當企業提交的材料全部經審核合格後,工商部門才能予以正式登記。肖迪娜說,月子會所是新興行業,但又有不小的市場需求,不應阻止其發展而是應盡快跟上監管,制訂準入制度和行業標準,對從業人員素質、操作規范、設備等提出硬性要求。在廣西長期關註傢庭服務業的業內人士陳紅崗認為,為瞭規范運作月子會所,有必要盡快立法確定監管主體,制定行業標準,明確行業準入門檻,嚴格培訓、考核從業人員,明確各有關部門職責填補監管“空白”,否則隻會造成無序、惡性競爭,危害產婦和新生兒的健康,損害消費者和投資者雙方的利益,不利於行業持久健康發展。優艾貝國際月子會所總經理、中國保健協會母嬰保健服務專業委員會特邀護理專傢王良鳳說,作為新興服務業,月子會所內部的消毒隔離、質量控制等尚缺乏標準。產後婦女和新生兒體質相對較弱,月子會所采取的又是集中護理,病毒感染的幾率相對於普通傢庭要高,因此對月子會所的衛生情況應有更嚴格的規定。月子會所在消毒隔離環節要做大量工作,比如衣物洗滌流程都應有相關的標準,目前多為企業自定標準,是自我監督,缺乏外力監管。專傢同時認為,一味追求“天價”的坐月子理念沒有必要。復旦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謝遐齡告訴記者:“目前,城市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比例提高,其高齡父母帶孫一輩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年輕夫婦選擇月子會所無可厚非,但應合理消費、理性看待,畢竟和孩子之間的交流遠比產後塑形更為重要。”(《半月談內部版》2013年第3期/記者 周琳 鄒婷玉 黃安琪 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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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終止人大代表資格官員盤點:難逃錢色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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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26日公告: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瞭薄熙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薄熙來的代表資格終止。根據公開資料顯示,自十七大以來,已有多名省部級高官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探究這些高官代表資格被終止的原因,貪污腐敗和生活作風問題仍占主要部分。本屆人大50餘名代表資格終止據某報紙今年3月份的報道,過去四年,有47名全國人大代表的資格被終止。其中有6人因工作變動辭去代表職務,13人因去世自然終止,26人因違法違紀被罷免或辭職,2人因失職被罷免。6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公告稱,6月26日,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接受瞭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有關規定,王立軍的代表資格終止。8月3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閉幕,有4名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全國人大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紹仁在會後的新聞發佈會上介紹瞭被終止資格的代表的情況:一是由廣東選出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會成農業綜合服務中心支部書記鐘明照因嚴重違紀提出辭職請求,這是一位代表資格終止。二是江蘇省選出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京城集團南京機電EER研究中心質量專務研究員及高級工程師孟獻忠(音譯)因病去世。三是湖北選出的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楊永良因病去世。四是解放軍選出的代表,成都軍區原司令員阮志柏因病去世。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經過審查,這幾位代表的資格也自然終止,會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會發佈公告,目前全國人大代表實有代表2973人。10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公告: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瞭薄熙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薄熙來的代表資格終止。至此,本屆人大已有50餘名代表資格終止。終止人大代表資格的三種方式人大代表是一種國傢職務。根據代表法、選舉法的有關規定,因某種原因,代表不能或者不願履行職責,可以提出辭職;對不稱職的人大代表,還可以通過法定程序予以罷免。1、剛性罷免一般來說,罷免省部級官員的人大代表資格,都是遵循這樣的流程:因嚴重違紀被“雙規”,經由選舉出其代表資格的省一級人大常委會啟動程序予以罷免,並按相關法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宗衡曾任深圳市委原副書記、市政府原市長,是由廣東省選出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最終因嚴重違紀被罷免代表資格。基本罷免程序如下:(1)中央紀委立案調查:2009年6月8日,據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許宗衡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2)省一級人大常委會罷免其全國人大代表職務:2009年7月27日,深圳市人大會常委員會第31次會議決定罷免許宗衡的廣東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3)全國人大常委會終止其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09年8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終止許宗衡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4)被中央開除黨籍和公職:2010年8月1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審議並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決定給予許宗衡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5)司法機關審理犯罪情節:2011年4月21日,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審理瞭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長許宗衡受賄案。同年5月9日,該法院對許宗衡受賄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許宗衡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但也有例外,曾任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的段義和(副部級),是由濟南市歷下區人大常委會、濟南市人大常委會分別召開會議,罷免其山東省人大代表和濟 南市人大代表職務,再由山東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確認罷免有效。根據《代表法》第五十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資格的終止,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公告。據公開報道,在2010年落馬的人大代表中,多為事涉違法,經由選舉出本人代表資格的省一級人大常委會啟動程序予以罷免。因“涉嫌受賄犯罪”而被罷免的全國人大代表就有河南南陽市原政協主席朱廣平、河南省安陽工學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孫陶生等。2、柔性辭職相對於剛性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被終止代表資格的方式還有較為柔性的主動辭職。選舉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可以向選舉他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辭職。省部級高官提出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的請求有兩種情況:(1)被罷免公職後提請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2006年6月29日,原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涉嫌經濟犯罪,被免海軍副司令員職務,本人也提請辭去全國人大代表。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公告,王守業的代表資格終止。(2)同時提請辭去公職和全國人大代表職務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接受朱志剛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的請求,報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確認。12月12日,陜西省人大常委會會議接受朱志剛辭去全國人大代表的請求決定。半月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決定,朱志剛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終止。3、“自然終止”如前所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楊永良因病去世,成都軍區原司令員阮志柏因病去世。因此,他們的資格都自然終止。近年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高官們1、薄熙來全國人大常委會2012年10月26日公告: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瞭薄熙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的有關規定,薄熙來的代表資格終止。今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報告稱,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傢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系。會議決定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犯罪問題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2、王立軍2012年6月26日,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接受瞭原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辭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有關規定,王立軍的代表資格終止。今年9月,王立軍因涉嫌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犯罪一案被提起公訴,被控的四宗罪。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9月24日對王立軍案作出一審宣判,對王立軍以徇私枉法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以叛逃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年,數罪並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3、許宗衡2009年8月28日,深圳市委原副書記、原市長許宗衡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許宗衡的代表資格終止。2011年4月21日,河南省鄭州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受賄案。鄭州市檢察院指控:2001年至2009年,許宗衡利用職務便利,為九個單位或個人在變更土地規劃、承攬工程、職務升遷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後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3318萬餘元。5月9日,鄭州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許宗衡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4、米鳳君2009年2月28日,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米鳳君因涉嫌違紀違法,被吉林省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依照代表法有關規定,米鳳君的代表資格終止。2011年4月29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瞭吉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米鳳君受賄案。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指控:米鳳君利用擔任中共吉林省長春市委副書記、市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長春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吉林省人大常 委會副主任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16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682萬餘元,應以受賄罪追究米鳳君的刑事責任。據《楚天金報》報道,米鳳君是在2008年4月28日在長春市中心吉隆坡大酒店內嫖娼時被中央紀委專案組控制,並帶離長春。5、朱志剛2008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常委會預算工委原主任朱志剛因涉嫌違紀違法,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10年5月10日河南省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原主任朱志剛宣佈一審判決,認定朱志剛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中認定,2000年1月至2008年3月,被告人朱志剛利用擔任財政部部長助理、副部長的職務便利,接受他人請托,為有關單位和個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744萬餘元。案發後全部贓款贓物均已退繳。6、陳良宇2007年8月30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07年7月26日,陳良宇被正式逮捕,2008年4月11日一審認定陳良宇犯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30萬元。根據檢方的指控,陳良宇具體四項受賄分別為:其一,接受港商楊崧才五次行賄,共23萬港元、10萬元人民幣。其二,陳良宇同意妻子黃毅玲在邱長清任總經理的上海MWB互感器廠掛名,並不實際工作卻獲取薪酬。從1996年至2006年間,邱長清共支付黃毅玲“工資”43萬餘元人民幣。其三,陳良宇要求申花集團原董事長鬱知非安排兒子陳維力在上海申花足球俱樂部掛名副總經理,不實際工作,卻獲取“薪酬”;同時,鬱知非還為陳維力辦理公司信用卡,供陳維力個人消費。以上兩項總計35.2萬元。為此,上海市財政支持申花集團4238萬元。其四,陳良宇同意上海新黃浦集團原總裁吳明烈為陳良宇的父親陳更華換房。新換住房同舊房差價大約為93萬餘元。此外,陳良宇的傢人還接受吳明烈的安排出國旅遊,吳明烈用公款支出34.2萬元。7、陳少勇2008年12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秘書長陳少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收受賄賂,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10年1月18日,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書長陳少勇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陳少勇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審理查明,陳少勇擔任中共福建省寧德市委書記、福建省委常委、秘書長期間,索取和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共計819萬多元。據《長江日報》報道,陳少勇案的最終突破口,源於在寧德為女企業傢鄭少清違規批地。鄭少清原籍福建福安市,生於1960年代後期。鄭20歲出頭時嫁到香港,回鄉時已成為港商,常年在福州活動。鄭少清之夫於1980年代創辦的潔任集團,是福建省首傢外商獨資集團公司,下轄6傢子公司。1993年,其夫病故,鄭少清接手,手中一度握有16傢企業,總資產9億多元。多位知情人士稱,鄭少清與陳少勇關系親密。2003年12月12日,鄭少清又成立鑫宏達集團。一位原鑫宏達集團高層人士確認,重汽專用車項目的落戶及土地的獲批,陳少勇均有協助。8、段義和2007年8月30日,濟南人大常委原主任段義和,因包養情婦,為情婦謀取利益,並涉嫌爆炸殺人,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2007年8月9日,震驚全國的濟南“7·9”爆炸案一審有果:山東省淄博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以爆炸罪判處段義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五年;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爆炸罪判處陳志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以爆炸罪判處陳常兵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9、劉維明2007年2月28日,廣東省政協原常務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劉維明因涉嫌嚴重違紀,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此時劉維明已退休4年。劉維明在擔任廣東分管工業的副省長時,曾多次出面為在深圳經商的兒子劉建中謀利,導致約1.6億元國有資產流失,其在2006年初還因此案被有關部門“雙規”。據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通報,劉建中早在1992年時相中羅湖區的一塊土地。彼時,其父劉維明正任廣東省副省長,後者利用職務之便應其兒子劉建中的要求,向深 圳市羅湖區有關領導打招呼,使劉建中獲得羅湖區養生街10號項目開發權。此後的1993年至2001年,長約八年的漫長跨度中,劉維明還通過向深圳市、羅湖區有關領導打招呼的方式,使劉建中少繳地價款人民幣836萬元,並免除瞭因拖欠地價款所產生的滯納金和利息5335萬元。僅算上這兩項,劉建中即從土地中獲利6171萬元。這筆資金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可謂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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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今年將制定反傢暴法|反傢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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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新聞中心9日15時舉行記者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闞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鄭淑娜,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主任袁傑、刑法室主任王愛立、國傢法室主任武增,就立法法修改與立法工作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國際在線記者:謝謝主持人。我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國際在線的記者。我想問一下,2015年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開局之年,也是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各項重要舉措的關鍵一年,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都需要有法律的支撐,那麼與各界的期待相比,中國的法治建設還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在立法工作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哪些安排和部署?將重點考慮哪些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呢?謝謝。  闞珂:昨天張德江委員長在作常委會工作報告時,他在報告的第20頁指出,常委會的工作還存在著一些差距和不足,有的法律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性不足,可操作性不強。我想這就是這一屆常委會對過去一年工作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查找到的一個問題,我也細致地讀瞭這個報告,在新的一年裡,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在各個方面推進立法工作。  闞珂:張德江委員長的報告,我讀瞭以後,簡單進行瞭梳理,我想與大傢進行一個交流。第一,新的一年,立法要適應改革的需要,要堅持立法先行,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改革舉措涉及法律立改廢的,要及時啟動立法程序。  闞珂:具體來講,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時上升為法律,實踐條件還不成熟的。需要先行先試的,要按照法律程序做出授權。對不適應改革要求的法律,要及時修改和廢除。昨天委員長作瞭報告之後,我讀出來這是新的一年立法工作將要努力的一個方向以及要完成的重要任務。  闞珂: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主要有以下一些重要任務:一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要修改證券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種子法、農村土地承包法、廣告法等等,還要抓緊研究啟動民法典的編纂工作。這也是大傢非常關註的一件重大事情。二是健全民主政治立法。修改選舉法、地方組織法、代表法,通過這些法律的修改,加強地方人大特別是縣鄉人大的工作和縣鄉人大建設。還要修改行政復議法,推進反腐敗國傢立法,研究修訂行政監察法。三是推進社會領域立法。制定社會矯正法、反傢庭暴力法、中醫藥法、慈善事業法,修改食品安全法、紅十字會法,還要通過刑法修正案(九)。  闞珂:四是要加強文化、教育、生態領域的立法。要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國傢勛章和國傢榮譽稱號法,修改大氣污染防治法,還要修改有關教育方面的幾部法律。五是推進國傢安全法治建設。制定國傢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絡安全法等等。  闞珂:我又把這個報告細讀之後感到,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有以下幾個特點,與2014年進行比較,主要是三個特點:一是新的一年初次審議的和過去已經審議瞭還要繼續審議的法律案總的數量比2014年多,這是適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立法工作上的一個重要體現。二是新制定的法律數量比2014年多。這體現瞭要在繼續完善現行法律的同時,適應新的形勢發展,把一些方面的工作納入法治化的軌道。大傢知道,新制定法律要從一張白紙、從第一步開始,無論是工作難度還是工作量都是很大的。三是由人大自己提請審議的法律案比2014年多。這體現瞭全國人大貫徹黨的四中全會決定的要求,人大在立法當中要發揮主導作用,綜合性的、全局性的、基礎性的法律由人大有關部門起草,提請審議。以上是我對張德江委員長常委會報告當中有關2015年立法工作作的一個梳理。謝謝各位。(根據網絡文字直播整理)(原標題:闞珂: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制定反傢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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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一精神病人“一路綠燈”地被判刑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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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說他癡呆,辦案人說沒看出來。“法律程序不能停”按照洛陽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說法,當時連抓獲呂天喜的群眾也發現此人不正常,並建議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實是呂天喜不僅被抓,還順利通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在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綠燈地進瞭監獄。2011年8月30日,河南洛陽嵩縣,呂天喜展示釋放證明書。 (CFP/圖)“壓力很大,”2011年9月13日,洛陽市車站派出所民警郝建營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一切看鑒定結果。”郝建營是呂天喜案的兩名辦案民警之一,他沒有料到,自己三年前辦的一起尋常的搶劫案,將可能讓自己丟掉飯碗。率先受到處理的是辦案法官李洛偉。洛陽市西工區法院副院長劉春曉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李已經被停職檢查,進一步處理將視呂天喜的精神病鑒定結果而定。按照郝建營的解釋,他是“正常辦案”,呂天喜確實搶瞭五十多塊錢,證據很紮實,不存在什麼“替人頂包”。至於他是不是“二蛋”(當地方言,意指癡呆人員),郝當時沒看出來,所以也沒有將他送去做精神病鑒定。他說,自己在以前辦案時也從沒將嫌犯送去做精神病鑒定。郝建營承認,呂天喜當時穿得很臟,頭發、胡子很長(郝因此將他的年齡多寫瞭二十歲),說話口齒不清,甚至說不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郝將“天喜”聽成瞭“田星”,便以為這是其姓名,寫在瞭案卷中)。但是,刑事訴訟法從沒說,這樣的人就非得送去做精神病鑒定。“抓一個就做一下(精神病鑒定),那是不可能的。”由於無法聯系上傢屬,呂天喜本人又拒絕找律師,而“法律程序不能停”,所以郝建營隻能按照“正常程序”將案子移交給檢察院。對於此種解釋,中央司法警官學院教授陳立成認為“無懈可擊”。陳立成相信,當事檢察官和法官很可能也采取同樣的解釋。“這是將責任化解到最小的最佳方案,”陳立成說,“按照這種解釋,辦案人員的惟一教訓是精神病學知識欠缺。”問題在於,出現在電視鏡頭中的呂天喜是一個連普通百姓也能看出來的“二蛋”。按照洛陽政法界一位人士的說法,當時連抓獲呂天喜的群眾也發現此人不正常,並建議警方不要抓。但是,事實是呂天喜不僅被抓,還順利通過偵查、起訴、審判三個環節,在警察、檢察官、法官的眼皮底下,一路綠燈地進瞭監獄。“如果真是水平問題,隻能說明公檢法人員對精神病的認識水平還不如老百姓。”精神科醫生出身的律師陳志華說。當地政法界一位人士如此分析呂天喜“被監獄”的真正邏輯:一是政法機關為完成上級“績效考核”,將呂天喜逮捕起訴可以加分充指標;二是公安機關沒有專門的精神病鑒定經費,按慣例這筆錢由傢屬出,由於無法聯系到呂天喜傢屬,公安機關又不想掏錢,於是隻能讓其走“正常法律程序”。郝建營對南方周末記者否認當時辦案有“指標”壓力,但同時表示有些事情“隻能意會不可言傳”。事實上,如果不是監獄為執行釋放手續,在呂天喜入獄三年後查到瞭其真實住址,並通知到傢屬辦理釋放手續,那麼呂天喜將很可能在出獄之後繼續流浪,此案也或將永遠石沉大海。呂天喜的舅舅程建忠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在接到通知前,對於失蹤的那個隻會吃飯、不能幹活且惹是生非的外甥,傢人已經放棄尋找。監獄裡的精神病人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除瞭面臨“看不住”的風險之外,還有“放不掉”的壓力。一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傢感到憂慮的是,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一傢監獄,2005年我問的時候是三十多個(精神病人),2007年再問的時候就成瞭七十多個。”關押呂天喜的是河南三門峽監獄。據程建忠介紹,監獄通知他去接人的一位金姓獄警其實早盼著呂天喜出獄,“他跟我說,天喜在裡面不僅不幹活,監獄還得安排一個犯人照顧他。”不過,程建忠不明白,既然監獄能聯系到傢屬,為何沒有早通知,卻在呂天喜刑期將滿的時候才說。對監獄接收呂天喜的做法,陳立成予以理解。陳立成認為,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其實不願收。因為一旦出問題就要承擔責任。“但是監獄沒有辦法。”陳立成說。他打瞭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把罪犯看作垃圾,公安部門是掃垃圾的,檢察院和法院是運垃圾的,監獄則是垃圾箱,“前面幾傢都可以挑挑揀揀,監獄隻能無條件接收。”陳立成認為,對於呂天喜這樣的犯人,監獄除瞭面臨“看不住”的風險之外,還有“放不掉”的壓力。據陳立成介紹,在某監獄,一位精神病人刑滿之後,其傢人不來接,病人也拒絕出獄,結果監獄隻好在大墻之內監區之外專門找瞭個地方將其安置。“監獄變成瞭收容所。”陳立成說。據瞭解,在三門峽監獄,呂天喜的生活顯然要比在外流浪要好,以至於其本人也一度不願出獄。出獄後沒幾天,他又四處流浪。媒體報道之後,法院擔心再有閃失擔不起責任,和傢人一起馬不停蹄地尋瞭兩天,才終於又將其找到,立即送到位於新鄉的河南省精神病院去做鑒定。有洛陽政法界人士指出,對於監獄而言,問題在於在發現呂天喜是“二蛋”後,是否向作為審判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反映,如果反映瞭就沒有責任,如果沒反映就有責任。有消息稱,監獄查到呂天喜的真實住址,源於一次偶然:一個在監獄承包工程的人(另一種說法是監獄犯人)跟呂天喜是老鄉,看到呂天喜坐牢後便向獄方反映。程建忠說,他去監獄接呂天喜時,註意到其檔案中寫有“癡呆”二字。“這說明監獄也早發現他不正常。”程說。據他介紹,呂天喜天生如此,當地方圓幾裡無人不知。他的精神狀況被認為跟遺傳有關。村裡年長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概在五十年前,呂天喜父親呂鬥娃曾經“瘋”過兩年,當時情況比呂天喜還嚴重,“衣服都不穿”。後來呂鬥娃不知怎麼又好瞭,卻隻能聚一個聾啞女人為妻,後者在生下呂天喜不久即又失明,從此臥床數十年至今。這對赤貧的夫妻絕不會想到,因為一次離奇的入獄,他們的“二蛋”兒子正關乎一連串司法人員的命運,同時使外界再度關註飽受爭議的司法精神病鑒定體制。事實上,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呂天喜案並非孤例。與監獄聯系密切的陳立成認為,中國監獄裡的精神病人比例約占五分之一,比正常人群高出百倍。據他透露,為瞭應對監獄中的大量精神病人,司法部一位領導曾提出每所醫院配一名精神科醫生,但鑒於經費和醫生緊缺等原因,現實中難以實現。蘇州市廣濟醫院精神科醫生杜向東在一篇論文中提到,該醫院曾對監獄送交的34個犯人進行“服刑能力”鑒定,以幫助監獄決定是否對其采取“保外就醫”。鑒定結果是28例被評定為無服刑能力——換句話說,這28人很可能與呂天喜一樣是“被監獄”的精神病人。一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傢感到憂慮的是,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有一傢監獄,2005年我問的時候是三十多個(精神病人),2007年再問的時候就成瞭七十多個。”無法啟動的精神病鑒定同樣是司法精神病鑒定,既可以成為精神病人入監服刑的依據,又可以成為其在服刑時“保外就醫”的證明。按照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無責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具有刑事豁免權。呂天喜們原本不應該被送進監獄。在精神病學專傢劉錫偉看來,將精神病人送進監獄的,是弊端重重的精神病鑒定體制。“理論上公檢法司都可以啟動精神病鑒定,但現實中是誰都管,誰也都不管。”劉錫偉說,“刑法第十八條被架空瞭”。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為瞭查明案情,需要解決案件中某些專門性問題的時候,應當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進行鑒定。該條被認為是精神病鑒定的最主要法律依據。然而實踐中,司法機關往往不把精神病和精神病人視為“專門性問題”,從而拒不啟動精神病鑒定。中國關於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第一部專門法規,是1989年“兩院三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衛生部、司法部、公安部)制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暫行規定》,不過, 該文件對於最重要的精神病鑒定如何啟動問題沒有規定,僅表示司法精神病鑒定“為委托鑒定機關提供有關法定能力的科學證據”,但對誰為委托機關卻未提及。在司法實踐中,委托機關隻能是公檢法司等部門。有意思的是,現實中對於司法精神病鑒定最積極的往往是監獄。接受監獄委托對犯人進行“服刑能力”鑒定,是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傢經常要做的事。按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鑒定專傢的說法,這主要是為瞭幫助監獄“甩包袱”。很多時候,同樣是司法精神病鑒定,既可以成為精神病人入監服刑的依據,又可以成為其在服刑時“保外就醫”的證明。在杜向東的論文中提到,34名犯人中隻有14人在入獄前經過司法精神病鑒定,這14人中有12人被鑒定為“有責任能力”。而他們中的多數在入獄後再作鑒定時,就變成“無服刑能力”。精神病學專傢劉錫偉認為,實踐中司法精神病鑒定的“誤鑒率”在10%-30%左右。1998年,衛生部出臺《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該辦法對鑒定程序作瞭規定,明確提出除瞭司法機關之外的單位或個人均可以提起鑒定申請。不過,據多名司法精神病鑒定專傢指出,該辦法頒佈以來一直形同虛設,原因之一是該辦法由衛生部一傢制定,違反基本立法原則,否定瞭1989年由兩院三部出臺的文件。律師陳志華認為,在實踐中,衛生部1998年的辦法即便不存在立法主體爭議,在實踐中也難以落實。因為如果沒有公檢法的配合,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拿不到案卷等鑒定材料,也不敢接受個人的委托申請。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簡稱二二八決定)頒佈實施,衛生部的《精神疾病司法鑒定管理辦法》因為與其存在沖突而徹底失效。此後,再無專門法規就精神病鑒定問題作出專門規定。由於無法啟動精神病鑒定程序,除瞭部分精神病人被送進監獄之外,也有疑似精神病人被送上刑場。2006年,陜西發生邱興華特大殺人案,邱興華被精神病學界普遍認為患有精神分裂癥,法學專傢賀衛方等人發表公開信,呼籲對邱興華做精神病鑒定,並質疑將鑒定的決定權絕對賦予司機機關的合理性。然而邱興華在未做鑒定的情況下被執行瞭死刑。邱興華案之後,相繼有湖北熊振林案、貴州何勝凱案、福建鄭民生案等惡性殺人案發生,殺人者均被專業人士懷疑有精神病,但均未做精神病鑒定即被執行死刑,其中鄭民生更是在短短案發36天之後即速決。“我們一直在說要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劉錫偉說,“但實際上人們都站在強者一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來,精神衛生法草案與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相繼出臺,但兩部法規均未涉及精神病鑒定啟動問題。有業內人士指出,呂天喜的最終鑒定結果變數很大,“要看專傢面臨什麼樣的壓力”。實際上,對於任何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這都將是一個“燙手山芋”——要麼得罪公檢法,要麼得罪媒體和公眾。(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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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資本開放醫療市場應是醫改方向

對社會資本開放醫療市場應是醫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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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4月新醫改方案正式亮相,至今已近三年,按照與新醫改方案同時出臺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時間表,也正值新醫改第一階段的收官時刻。回首過去三年的新醫改,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醫學部主任韓啟德看來,最大的成果即是“全民醫保”。繼“新農合”普遍鋪開之後,針對城市無業人員的城鎮居民醫保制度也已全面建立。究其根本,醫療也是一種服務,存在購買者和提供者,一般稱之為“需方”和“供方”。由此,相關的改革需要從供需雙方同時著手。在醫療領域,需方改革需要解決誰來付費,以及錢從哪裡來的問題,從而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體系,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在一個強大的需方——醫保崛起的同時,作為服務提供者——醫院的改革也亟待深化。應該看到,新醫改三年來,在供方改革方面措施不少,比如以建立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為中心的“管辦分開”、付費機制改革、健全基層醫療服務體系等等。改革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殊為不易,時至今日,醫療行業依舊存在管制嚴格,競爭不足的局面。此種情況下,除瞭向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完善醫保體系外,對於供方的改革應是未來醫改的主要著力方向,也就是要讓公立醫院在內的供方提升服務效率和供給量,破解“看病難”“看病貴”難題。具體而言,一方面公立醫院自身需要改革,盤活存量,對其的價格管制也需逐步取消,使公立醫院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同時,衛生行政部門需進一步改變監管方式,真正實現“管辦分離”。此外,一個關鍵之舉是放開市場,大力引入社會資本,並給予其公正待遇,令其與公立醫院形成競爭關系,從而增加醫療資源供給,以滿足多層次的醫療需求。在此前提下,作為購買醫療服務的醫保機構則要完善付費機制,建立起與供方平等博弈的價格形成機制,認真扮演起埋單者的角色。歷經三年,“醫改已進入深水區。”2011年11月,衛生部部長陳竺在第十三屆全國實驗血液學學術會開幕式講話時如是說。——編者“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范圍繼續擴大,13億城鄉居民參保,全民醫保體系初步形成”。正在舉行的2012年全國“兩會”上,總理溫傢寶宣佈中國在2011年已步入全民醫保時代。 全民醫保時代新醫改三年來,中國政府致力於擴大醫保覆蓋面,實現全民醫保,尤其是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將低收入群體農民和城鎮無業居民納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成就巨大。從醫保體系建設這個層面上來說,新醫改設立的目標已初步實現。在2009年1月通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下稱新醫改方案)中,對於完善各類醫療保險制度,提高參保人員待遇水平和擴大覆蓋面,規定得較為全面。其中提出,三年內,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組成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要覆蓋城鄉全體居民,參保率均提高到90%以上。在基本覆蓋全民的基礎上,通過政府補貼的方式,使得醫療保障水平也相應提高。2011年,政府對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的補貼水平從原來的最低120元,提高到人均200元,2012年又將進一步提高到人均240元的水平。按照計劃,到2015年,這一數字還將增長至360元。與之相應,參保者的繳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看來,在覆蓋面擴大和補貼額增加的同時,醫保所面臨的另一項重大挑戰,在於基本保障體系能不能保住“基本”。所謂“保基本”,也就是醫保體系的保障水平究竟達到多高的水平,一個直觀的衡量標準,就是醫保的報銷數額在參保者的醫藥費用中所占的比例。而各方對於“保基本”的目標已有共識,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在2012年1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今年,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醫療費用支付比例普遍將達到70%。顧昕認為,對於這一目標,僅靠提高補貼水平和繳費水平仍不夠,要實現基本醫療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發展,醫藥費用的增長幅度進行控制,即在“開源”的基礎上,還必須“節流”。這意味著必須對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的勢頭加以扼制。因此,如何建立起一套醫療費用的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成為關鍵。這也是各地正在推進的醫保付費機制改革之初衷。培養大買方:“節流”探索領全國醫改之先的鎮江,於1995年即開始付費機制改革探索。在此之前,全國的醫療服務皆為“按項目付費”,即為醫療服務過程中所涉及的每一服務項目制定價格,這種付費方式優點在於操作方便,但由於醫療機構的收入與其提供的服務項目數量直接相關,不少醫療機構以過度醫療服務和誘導需求來增加收入。衛生部部長陳竺將“按項目付費”與“以藥養醫”稱為衛生系統的兩大“毒瘤”。1994年即已參與籌備付費機制改革的時任鎮江市衛生局規劃財務處處長李一平回憶,在此項改革啟動之前的三年間(1992年-1994年),鎮江境內醫院業務收入年均增長33.4%,遠超同期GDP和居民收入增幅,“看病貴”已成為現實。較早意識到問題嚴重的鎮江,遂試圖破解這一難題。同一年,當時的國傢體改委、財政部、勞動部、衛生部共同制定瞭《關於職工醫療制度改革的試點意見》,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改革開始推進。經國務院批準,鎮江與江西九江成為僅有的兩個試點市,即著名的“兩江試點”。此後的17年間,鎮江市醫療費用結算辦法經歷瞭從“按服務單元付費”、 “總額控制”、“個人賬戶按實支付、統籌基金總額控制”、“總額預算、彈性結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種付費”,直到現在的多種付費方式結合的復合式結算辦法五個階段。而在多種付費方式中,“總額預付”當為核心。其主要是通過對參保人數、年均接診總人次數、次均接診費用水平等數據,測算醫療費用支付總額,由醫保機構定期預撥,實行總額控制、包幹使用、超支分擔的支付方式。據李一平介紹,經過醫保機構與醫院方幾度博弈後,鎮江於1999年引入總額預算制度,以後鎮江醫保付費體系漸趨完整。此輪新醫改的近期目標之一,便是緩解“看病貴”的問題,而對於付費機制改革的推進,從國傢到地方,亦不遺餘力。2011年6月初,人社部頒佈瞭《關於進一步推進醫療保險付費方式改革的意見》,即提出結合基金收支預算管理加強總額控制,探索總額預付。同一時期,主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衛生部,也將醫保付費改革,尤其是推行按病種付費視為促進醫療機構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之下,總額預付,漸成醫療服務控費的主要方向,不少省市相繼開展以總額預算為主的付費機制改革嘗試,且多以鎮江為模板。如上海計劃今年在所有市屬三甲醫院推行總額預付。福建、山東等地也計劃實施醫保總額預付。而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自2010年始,全部展開瞭醫保付費機制改革。“超總控”現象2012年2月9日上午,鎮江市第一人民醫院(下稱鎮江一院)院長朱夫向《財經》記者表示,實施總額預算後,鎮江一院的財務制度有瞭很大的改變。此前,采購的醫用耗材和藥品越貴,醫院獲得的藥品加成越多,醫院業務收入越高。按照政策初衷,在總額預算的天花板下,唯有控制成本支出,院方才有贏利的空間。為此,朱夫在2004年聘請註冊會計師姚恒祝擔任專職財務副院長,開始實施類似企業的“全成本核算”。朱夫在出席一些醫院院長年會或研討會發言時,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的好日子也沒有幾天瞭,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然而,超過總額控制的現象幾乎每年都在重現,醫院通常把這種情況稱為“超總控”。鎮江一院的2008年-2011年業務收支狀況顯示,醫院業務收入從2008年的3.97億元上升至2011年的6.4億元,而同期的“超總控”也由1741萬元上升至2984萬元。“通常是每年的7月份、8月份就開始‘超總控’瞭。”姚恒祝說。對此,前後兩任鎮江市醫保局局長林楓、陳新中分析,“超總控”固然與醫保基金必須有所結餘的原則有關,但更多還是“以藥養醫”體制在作祟。去年在北京召開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工作交流會時,衛生部副部長、國務院醫改辦副主任馬曉偉也指出,要以取消“以藥補醫”機制為突破口。而《財經》記者瞭解到,正在制定的醫改“十二五”規劃中,也將“改革以藥補醫機制”作為重點工作之一。陳新中透露,由於存在藥品加成的誘惑,促使醫院寧可“超總控”也要獲得這部分業務收入。醫院的實際運行過程中,有的藥品加成比例甚至遠超15%,這樣一來,即使醫院“超總控”的部分無法得到醫保的支付,通過藥費,醫院仍然可以獲得20%甚至更高的收益。此外,《鎮江市社會醫療保險醫療費用結算辦法》規定,醫療費用未超預算總額指標的定點醫院,可獲得結餘部分40%作為獎勵。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認為,多賣藥的誘惑,再加上預算指標結餘不完全歸醫院,造成的最終結果是,“多賣藥”所得遠勝“多控費”收益。權衡利弊之下,醫院自然選擇多賣藥,而不是積極控制醫療費用。正因為“以藥養醫”的客觀存在,使得總額預算制並不能有效實現控制並降低醫療總費用的初衷。陳新中坦承,醫保這一“買方”在醫藥市場這一“賣方”面前,難免有杯水車薪之惑。另一方面,總額預算的設計也使一些醫院感覺被束縛太緊,難以發揮其控費的積極性。鎮江醫保結算辦法顯示:門診、急診人次、出院人次、平均每門診人次費用、平均每出院人次費用、就診人頭數、門診就診人頭人次比、住院就診人頭人次比、門診均次費用上下限、住院均次費用上下限、門診藥品費用比例、住院藥品費用比例均是醫保部分的考核指標。而在實際操作中,有可能變形成為按項目付費。事實上,對醫療費用進行約束的還包括價格部門和衛生部門。在“看病貴”成為社會問題之後,國傢發改委總計28次大幅度降低藥價,而衛生部門則嚴控均次費用,希望解決“看病貴”之問題。曾擔任過鎮江市第二人民醫院院長的林楓指出,對於種種管制,醫院仍有變通之舉,“醫院隻要把工作量做上去就行瞭。”鎮江一院一位副院長承認,2011年該院138萬人次的門診量中,有近18萬人次的水分,此外,還有一些分解藥方和分解人次的辦法,主要是為瞭應付檢查。朱夫亦證實,2011年鎮江一院收支相抵,尚有盈餘。對主要的賣方——公立醫院的一些行為,買方——醫保機構從操作層面也難以控制。比如,在各三甲醫院興起蓋樓風後,其債務轉嫁到醫療成本中,帶來瞭醫療費用的大幅上漲。一位中部地區的醫保局局長坦言,本來按病種付費制度下的闌尾炎手術費,醫院蓋樓前是3000元,蓋樓後則翻瞭一番。動機良好的付費機制改革,在實際層面發生變化的另一原因,則在於醫保這一買方相對應的賣方——公立醫院改革亟待深化。供方改革迫切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市場主體和醫保付費機制實際上是“皮毛關系”,“當醫院這一市場主體未能形成之時,依靠獎勤罰懶、控制成本的醫保付費這一機制來調節醫院這一計劃體制下的賣方,無異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2011年5月26日,“公立醫院院長專業化職業化培訓項目啟動暨研討會”上,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發言中指出,隨著全民醫療保險的拓展以及公共財政補需方力度的不斷強化,政府為公立醫院精心培育打造瞭一個醫療消費市場,但是公立醫院還不適應醫療保險購買醫療服務的格局。改革的邏輯隨之而來:進行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改革,推動公立醫院管辦分開,使公立醫院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2010年1月,在《關於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出臺前後,衛生部醫管司司長張宗久表示,公立醫院改革的兩個重點為醫保付費機制和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其中後者將夯實醫院的市場主體地位。目前,公立醫院依然控制著中國90%左右的醫療資源。正因為公立醫院的優勢地位,在現實中,醫療保險定點醫院也就主要以公立醫院為主,而且這種定點資格很難被取消,這進一步強化瞭公立醫院的行政壟斷地位。而在中國現行的醫療體系下,雖中央政府早已明確提出瞭鼓勵社會進入醫療行業,但區域衛生規劃對公立醫院的傾斜,使得社會資本在實際進入醫療市場時遭遇壁壘。對於絕大多數公立醫院來說,目前仍然維持著延續數十年的管理方式。政府作為公立醫院的所有者,履行其管理職能,但這些職能又分散在衛生、財政、編辦等不同部門手中。在醫院管理專傢看來,這增加瞭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協調成本,同時弱化瞭所有者的權力,無法有效約束和考核評估公立醫院。這種特殊的體制下,院長手上掌握的權力呈現出“既很大又很小”的怪現象。一方面院長可以簽字購買大型設備和投入建設基礎設施,支配上億資金。另一方面院長權力似乎又處於過度管制狀態。鎮江市一傢公立醫院院長曾向《財經》記者抱怨自己權力小到“甚至連一個編制內的鍋爐工都沒法開除”,並表示對醫院管理方式、人員冗餘狀況感到無力。公立醫院改革被視為醫改中難度最大的一環。2011年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作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形勢報告時明確表示,公立醫院改革始終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是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關鍵點。三年前新醫改方案公佈之時,即確立放棄公立醫院改革“一刀切”思路,轉而實行地方先行試點、穩步推行的策略。但由於各種利益掣肘,成熟可行的公立醫院改革方案目前依然模糊不清。不過,新醫改方案為公立醫院改革指明瞭一個方向,即改革公立醫院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和監管機制。具體而言,就是實現管辦分開、政事分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按照改革的初衷,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即為瞭理順政府與公立醫院之間的權責關系,讓醫院所有者和經營者各歸己位,同時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促使醫院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在公立醫院改革具體執行過程中,牽頭負責試點工作的是既肩負監管職責但又舉辦醫院的衛生行政部門,其“裁判員”與“運動員”不分的雙重身份頗令業界感到因擾。包括衛生系統官員在內的多位受訪人士認為,公立醫院改革改的不僅是公立醫院,更是政府。通過改革,要讓政府職能得到轉變,徹底改變目前公立醫院管理體制,厘清政府與醫院的權責關系。2010年初,包括鎮江在內的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亦相繼展開探索,其重點便是建立法人治理結構,以實現“管辦分開”。在前述專傢看來,公立醫院擁有獨立法人地位要滿足一些前提條件,在法人治理結構中董事會或理事會能夠履行所有者的權力,其中最核心的是人事權和財權,即對醫院的預算有審批權,對院長的任命有決策權,政府對醫院的管理也要通過董事會或理事會及其章程來實現。借此反觀公立醫院改革試點,一些試點城市確有醫院成立瞭由政府部門、醫院經營者、職工代表、社區代表等組成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但這些機構常常扮演咨詢機構角色,未真正承擔決策機構之責。2012年2月初,各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衛生局陸續接到通知,來自衛生部的專傢評估組將對試點工作進行全面評估。公立醫院法人治理結構建立情況,也是評估的一大重點。按照既定的工作安排,評估專傢組將對各試點城市的政策模式和改革路徑進行評估,研究其可行性和可推廣性,從而為全國推行公立醫院改革提供更多政策建議。《財經》記者獲悉,評估工作由衛生部醫管司牽頭組織,自2月10日開始,歷時一個月,評估專傢分別來自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衛生部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等機構。與此同時,中編辦等部委也組織人員在馬鞍山等市密集調研、評估。按照2010年中期評估的做法,各部委將會各有側重,分頭評估,最後各自形成報告,上報至國傢醫改辦。據一位曾參與2010年醫改中期評估的專傢透露:“17個試點城市在改革文件裡都提到落實公立醫院獨立法人治理,但據我們的考察和調研,都未能真正實現。”管辦難分公立醫院改革推開後,各試點城市探索瞭不同形式的公立醫院改革模式,比如濰坊、昆明、北京等地選擇成立專門的醫院管理機構醫管局。而蕪湖、馬鞍山、鎮江等市成立瞭醫療集團。主導試點工作的衛生部力推濰坊模式,即由市政府授權由衛生局代表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能,分散在各部門的管理職能統一到衛生局。同時在衛生局內部成立瞭專門的醫院管理機構,這一模式也被稱為“管辦分開不分傢”。有人士指出,“管辦分開不分傢”,最終結果仍是“管辦合一”。鎮江等地則以成立醫療集團破題。鎮江將全市大中型醫院分別劃歸康復、江濱兩大醫療集團,集團的理事會擁有決定權,院長擁有執行權。分管財政與社保的市政府副秘書長林楓以市政府代表身份擔任康復集團理事長,而其理事則多由衛生、社保、財政等的各政府部門相關負責人擔任。這樣的理事會,更像是政府部門聯席會議,此種情形下的“管辦分離”,形同虛設。就林楓自身而言,他仍集裁判員和運動員的角色於一身:以市政府副秘書長的身份行使出資人權力,同時又要以衛生局局長的身份,行使監管權,另外還是理事會成員。康復集團所屬的鎮江一院院長朱夫抱怨,自己缺少用人管理權;而林楓的不滿則是,理事會章程上所規定的財務管理權,在理事會這一層級上被虛置,“一院花4億元蓋門診住院樓,在這過程中,理事會根本沒起作用。”現實中,“管辦難分”同時與社會資本難以進入醫療市場互為因果。2月下旬,北京一位專司醫療服務領域投資的投資公司董事長對《財經》記者表示,在藥品回扣較多的腫瘤、急診、部分內科等公立醫院科室,早有“社會資本”進入,其參股方式多樣,通常由公立醫院管理層集體決定,而這些社會資本的控制者,不少就與醫院管理層或相關部門領導關系密切。除瞭利益的勾連,令醫院和行政部門缺乏“管辦分開”的動力。舊有的事業單位體制,亦令醫院方面政事分開的動力不足。民資控股的南京同仁醫院院長朱正宏認為,引入增量之水,才能令公立醫院的優秀管理者和醫護人員發現己身的市場價值。據他透露,當前一些非公立品牌醫院,例如外資醫院和睦傢,其院長的年薪普遍在百萬元以上,加之績效考核部分,全年收入可達數百萬元。然而,根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國恩的調研,大部分公立醫院院長對建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並不熱衷。盡管改革之後,或將得到高薪,並將己身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但是,“大部分院長暫時還無法接受透明的法人治理架構”。劉國恩表示,“很多人不肯把自己的一切都公之於眾,而且,現在的‘一把手’治理方式也讓很多院長難以割舍。”林楓亦坦言,“醫改也受到國傢事業單位改革進展的制約”,“全國的事業單位都是鐵飯碗,醫院是,鎮江也是。”此外,擁有事業編制的老職工安置,一直令一些涉足並購公立醫院的投資方猶豫彷徨。在事業單位用人體制不變的情況下,有部分醫院職工甚至對投資方放言,要到市政府乃至更高層級的政府去示威,這同樣給改革帶來阻撓。2011年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醫改課題組的一份報告中稱,公立醫院改革尚在去行政化和再行政化之間搖擺,“四分開原則”尤其是“管辦分開”和“政事分開”難以推進;囿於整個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遲緩,醫療領域的現行人事制度同時制約公立醫療機構的改革和民營醫療機構的發展。取消加成的兩面醫藥價格管制,一直被衛生行政部門視為破除“以藥養醫”體制,解決“看病貴”問題的捷徑。“我也知道破除‘以藥養醫’水很深,但再困難也要改革。”3月4日上午,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分組討論間隙,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部長陳竺接受媒體聯合采訪時說。目前,醫院的藥品零售價是在藥品采購價基礎上按照一定比例加成後形成的,長期以來,加成銷售一直是藥品或其他商品的慣用做法。到2006年5月後,國傢發改委、衛生部等八部委聯合下發瞭一份名為《關於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其中明確規定:縣及縣以上醫療機構銷售藥品,以實際購進價為基礎,順加不超過15%的加價率。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15%最高加成率限制下,醫院要獲得更多的藥品加成收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讓醫生多開藥、開貴藥。這基於一個簡單的道理,同樣療效的藥物,采購價越高,加成收入也就越高,例如一支采購價為10元的藥,醫院加成收入僅1.5元;如果采購價是100元,醫院加成收入是15元,兩者相差甚大。這種反向作用很快傳導到藥品供應商一端,藥品生產企業為應對固定加成率政策,開始追求“高定價、大回扣”的銷售模式。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原司長朱幼棣表示,“以藥養醫”體制給醫院帶來的收入分為兩塊,一塊是醫院的藥品批零差價收入,即合法的15%藥品加成。另一塊是相關人員的灰色收入,這部分收主要包括藥品進醫院的“門檻費”,醫院領導拿走的“勾標費”,此外醫生有處方費,藥房有統方費。在過去半年裡,陳竺,這位學醫出身的衛生部部長,多次強調要革除當前醫療衛生領域最大的機制性弊病——“以藥養醫”。在他看來,這一機制推動瞭醫藥費用不合理上漲,造成藥品濫用,同時扭曲瞭醫務人員行為,腐蝕瞭醫生隊伍,必須徹底根除。《財經》記者獲悉,今年1月前後,全國17個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城市開始陸續取消藥品加成。其中,試點城市蕪湖市改革起步較早,該市從2011年10月開始在16所公立醫院“零加成”銷售《蕪湖市醫療機構藥品目錄》內2274個品規的藥品;北京市則計劃在部分市屬三甲醫院探索取消藥品加成;深圳市也宣佈,在2012年底前,在全市公立醫院全面取消15%藥品加成制度。然而,由於醫院長期將藥品銷售作為主要業務收入來源,對於取消藥品加成以後,收入減少部分將通過何種方式補償,成為各公立醫院院長和衛生局局長最為擔心的問題。以蕪湖市為例,該市藥管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來,八傢市屬公立醫院的年藥品采購量從2億元增長到5億元,如果取消目前10%的藥品加成(蕪湖在2008年醫藥分開改革中,將加成率降低至10%),醫院的藥品收入將減少5000萬元。這一數字尚不包括該市所轄四縣試點醫院。深圳市需要補償的金額更大,2011年,全市政府辦醫療機構業務收入約為141.69億元,其中藥品收入為54.91億元,藥品收入占業務收入的38.8%。該市衛生和人口計生委官員透露,據初步計算,該市所有醫院藥品加成減少的收入大概有3億-4億元,這些都需補償。目前公立醫院收入來源主要包括政府財政投入、醫療服務收入和藥品加成收入三個方面。根據醫改“十二五”規劃,醫院取消藥品加成的損失,可通過增加政府投入、提高醫療服務價格、增設藥事服務費等做法,並主要通過醫保購買服務的方式進行補償。在此框架下,各地的做法有所不同,北京市的改革思路是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建立合理的醫藥價格形成機制;深圳市則提出增設藥事服務費,根據公立醫院前三年的平均藥事服務成本,測算每門診單元(包括初診、復診)、每住院日的平均藥事服務費,作為單列收費項目。同時,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適當提高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診療服務價格,特別是手術費、診金和護理費標準。針對公立醫院藥品零差率銷售,蕪湖采取的是“一升、一降、一增、一兜底”的補償思路。“一升”是指適當提升部分醫療技術服務收費標準;“一降”是指降低部分大型設備檢查的費用;“一增”即增設藥事服務費;“一兜底”是明確各項補助不足以彌補醫院取消藥品加成所減少的收入時,由財政負責兜底。“不能這邊取消藥品加成,那邊提高醫療服務價格,老百姓更會指責你。”馬鞍山市市立醫療集團總院長何少峰認為。馬鞍山市市立醫療集團2008年成立,由原市衛生局下屬的市人民醫院、市婦幼保健院等五傢公立醫療機構組成。取消藥品加成收入以後,集團減少收入2000多萬元。何少峰介紹說,該集團藥品器械采購管理中心與馬鞍山市醫藥有限公司(市立醫療集團持有50%股權)聯手,對於臨床利潤比較大的品種,通過醫藥公司進行二次談判,從而把藥價中的“水分”擠掉。借鑒上海“閔行模式”經驗,通過壓縮藥品供應鏈爭取一部分補償。同時,政府對歷史債務、融資負債給予補助,剩餘的損失則由集團自己消化一部分。“基本上問題不是太大,差不多有三四百萬元的損失。為醫改付出也是應該的。”何少峰說。根治以藥養醫可以預見,取消藥品加成將導致醫療機構收入減少,同時也會一定程度上觸動醫務人員、藥品流通企業或其他中介機構等群體的利益,衛生、社保、財政等部門之間的協調亦更具挑戰性。在一些醫改研究人員看來,雖然取消藥品加成會有一定積極作用,但影響有限,不能徹底解決“以藥養醫”的種種弊端。他們主要的擔憂在於,這一做法不會改變二三級醫院購銷模式,難以從根本上切斷醫院、醫務人員的灰色利益鏈。力主破除以藥養醫的衛生部,希望以此來促進醫藥費用不合理上漲,減少藥品濫用,同時遏制醫務人員接受商業賄賂風險。改革初衷甚好,但一些公立醫院院長並不看好改革的最終效果。“你取消藥品加成瞭,我照樣開大處方。這跟開單提成拿回扣沒關系,這是兩條線。”一位不願具名的公立醫院院長告訴《財經》記者。按照衛生部的部署,該醫院已於今年1月1日開始對醫院銷售的基本藥物全部實行零差價銷售。上述醫院院長介紹現實情況:其一,基本藥物占醫院藥品銷售總額比例低,減少瞭名義上15%的加成,對減輕患者藥費負擔影響微乎其微。其二,醫生多開藥、開貴藥的動力機制仍在,不會改變目前醫生的大處方模式。取消15%加成,看似醫生不再有動力開高價藥,其實藥品批發商或醫藥代表仍然會通過藥品回扣等方式返還給醫生、醫院,這條隱蔽的利益輸送鏈條與是否取消藥品加成並無關聯。為矯正統一加成15%帶來的問題,浙江寧波市等地區探索瞭“差別加價”做法,即視藥品價格區間不同,藥品加成率也不同,對價格低的藥品實行高加成,對價格高的藥實行低加成,試圖以此鼓勵醫生少開不必要的高價藥。不過,這種做法同樣不能從根本上斬斷醫生、醫院與藥品之間的利益輸送。應當看到,取消藥品加成,意味著醫院藥品將按照采購價銷售,本質上仍然是政府部門對藥價的管制。記者在一些實施“零加成”的地區調查發現,由於收入銳減以及內部分配機制僵硬,基層醫務人員工作積極性亦受到很大影響。同時,小部分價格低廉藥品已有停止生產、退出市場之勢。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是,同等療效下,價格更高的藥品似乎更受歡迎。基層取消藥品加成政策正面臨回扣、返利卷土重來的沖擊。同時,大量非基藥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基層藥品市場,基層醫藥市場的整體用藥量實際並無太大變化。《財經》記者瞭解到,為瞭增加收入和滿足病人需求,許多村衛生室都在“違規”使用非基藥,村醫們稱之為“體外循環”。部分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人員甚至悄悄地開辦藥店。據《財經》記者瞭解,藥品臨床促銷、返利等過去二三級醫院常有的不良現象已開始在基層蔓延。厘清邊界此次全國“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提交瞭一份關於取消藥品加成率管制政策的團體提案,提案建議政府取消藥品加成管制,允許醫療機構在國傢規定的最高零售價以內自主采購藥品,政府動態調整最高零售價,集中精力搞好監管。在具體起草提案的湖北省工商聯人士看來,醫療機構的采購導向恢復正常,並以低價購進藥品,在無回扣情況下,醫生不可能過度用藥。在2009年醫改方案實施前,自主采購是各級基層醫療機構采購藥品的做法,沿用多年。醫療機構通過競爭、談判等方式逐步降低藥價,由於批零價差歸醫院所有,醫療機構自有動力采購質優價廉的藥品。因此,專傢建議,允許二三級公立醫院在最高零售價或是省級招標價格以內自主采購藥品,改革支付制度,探索按病種付費、按人頭付費、總額預付制等,充分調動醫院降低藥價、控制醫藥費用和合理用藥的積極性,賦予醫院剩餘利潤分配權。在計劃經濟年代,中國曾有著一段由“公傢”包攬部分城市居民醫療費用的歷史。那時,政府決定醫療資源的分配,直接開辦醫療機構並對醫藥實行全面管制。但相對於日益上漲的醫療開支,財政投入捉襟見肘,醫療資源普遍短缺,“看病難”現象日益嚴重。鑒於此,上世紀80年代初期,決策部門啟動瞭以放權讓利、調動醫療衛生部門積極性為核心的局部醫改,是為“不給錢就給政策”,鼓勵醫院自行創收,其目的是在政府財政投入有限的前提下,讓醫院自行解決醫療資源短缺問題。在這一思路的推動下,醫院“創收”熱情高漲,同時,政府的財政投入比重相應降低。但弊端很快顯現,“看病難”並未解決的同時,“看病貴”卻又出現。而在新醫改方案中,對於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的爭議有瞭新的認識:一方面,由於公共衛生的外部性和醫療衛生服務高度的信息不對稱特征,故不能任由市場配置醫療資源,而需要政府的幹預和投入,並最終降低衛生總費用中個人付費的比重;另一方面,和市場趨向的所有改革一樣,醫療衛生服務也應該趨於市場化,理順醫療機構價格信號,引入市場競爭,給各類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應該看到,此次新醫改是一個堅持公益性、重視區分政府和市場責任的總體構想。但在實踐中,有關政府和市場責任的邊界,需要進一步厘清。在專傢看來,政府的職責主要是彌補市場不足、矯正市場失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應多向醫療資源競爭薄弱的領域傾斜,比如人口稀少的農村地區、邊疆地區、山區和海島等。在大多數有可能存在競爭的地方和服務領域,則應該盡量推進“選擇與競爭”模式,讓市場機制切實發揮作用。2011年2月,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作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形勢報告時也指出,要落實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政策,促進非公立醫療機構持續健康的發展,加快形成多元化辦醫格局。(《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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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鋒小學39年堅持續寫《雷鋒日記》(圖)

北京雷鋒小學39年堅持續寫《雷鋒日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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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全校師生一起分享續寫的《雷鋒日記》已成慣例,今天輪到六年級一班的李晨陽同學宣讀 攝/記者柴程北京雷鋒小學39年堅持續寫《雷鋒日記》師生共同傳承優秀傳統 雷鋒有“戶口”就在雙寺胡同西城區雙寺胡同裡,有一所雷峰小學。雷鋒生前從沒有來過這裡,但它叫“雷鋒”,一叫就是20多年。這在全國還是頭一份,在北京也是唯一的。隻因這所小學裡堅持的、培養的,就是一種“雷鋒”精神。有人說,“雷鋒沒戶口,三月來四月走”,可是,39年來,全校師生續寫著《雷鋒日記》,用身邊點滴小事,讓“雷鋒”成為北京的常住市民。儀式每周固定宣讀續寫《雷鋒日記》距離鼓樓橋不遠處,就是僻靜的雙寺胡同,過去,胡同裡最著名的是嘉慈寺和廣濟寺,現在,還有一所北京雷峰小學。今天上午9時10分,學校操場上照例舉行升旗儀式。跟前兩天不同的是,今天到瞭學校的“傳統”日,全校師生將分享續寫的《雷鋒日記》。全體學生肅立,目光緊盯著升旗臺,今天輪到六年級一班的李晨陽朗讀。“過去5年半時間裡,同學之間建立瞭深厚的友誼,老師們教會瞭我們豐富的知識。在即將離開母校之際,我們能做什麼,經過討論,我們將班級努力的目標定在瞭‘知感恩’上。”李晨陽說,知感恩是一種能力,一種回報,也是一種認同,一種欽佩,這是新時代的雷鋒精神,我們決定將以優異的成績和文明的表現來向母校告別。李晨陽的宣讀,讓很多同學很有感觸。六年級的史率君說,快要畢業瞭,對學校真的舍不得,現在要珍惜在母校的每一天。史率君是四年級時才從河北老傢轉到雷鋒小學的。“我媽媽聽說這所學校會教學生學雷鋒刻苦學習、做好事,所以選擇瞭這所學校。”在史率君的印象裡,當“雷鋒”特別自豪,他印象最深的一件好事是幫助瞭班上一名生病的同學。他說,去年冬天,同學生病瞭,在傢休息,他想著同學還有作業沒做,筆記沒記,一放學,他拎起書包就去坐公交車,往同學傢裡趕,把自己的筆記和要做的作業全都交給同學。“他傢離我傢有5公裡呢。”他說,等回到傢,已經天黑瞭,但是那天覺得特別有成就感。堅持每周“誕生”一篇日記一寫39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這是《雷鋒日記》中,最知名也最為撼動人心的一段話。《雷鋒日記》也成為雷鋒精神的一種“載體”。從1973年到現在,北京雷鋒小學每周都會“誕生”一篇續寫的《雷鋒日記》,由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們堅持寫著,如今39年過去瞭,《雷鋒日記》已逾1500篇。在學校保存的資料中,記者看到,一摞摞稿紙、信紙、白紙等裝訂成冊的紙張上,密密麻麻地寫滿瞭字,那些出自小學生筆下的字歪斜著,淘氣而俏皮,內容充滿著稚氣卻感人而真誠。“下午,我和鄭文利來到薑瑾傢,一起判完瞭卷子,就到公園玩捉迷藏。路過大廣場時,忽然發現一輛嶄新的自行車被大風吹在地上瞭。我們三人一齊上前把那輛自行車扶瞭起來……”——《一件好事》,1982年12月9日。“我們班是在校外做好事,每一個小隊包一個利民崗位。同學們來到各自小隊的利民崗位,開始幹活瞭,同學們一擁而上,掃地的掃地,擦玻璃的擦玻璃,眼前呈現出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學雷鋒見行動》,四年級一班紀紅供稿,1982年11月。再翻看眼前的日記,淘氣俏皮的字跡沒變,日記的“內容”沒變,變化瞭的隻是越來越白凈的紙張,和握筆的一張張面孔。日記讓孩子成長傢長心生感動除瞭泛黃的續寫的《雷鋒日記》,記者在該校的歷史資料中,還發現瞭不少“表揚信”。其中一封1979年5月3日的信中寫道:雙寺小學二年級一班學生石維漢於5月1日在動物園玩,撿拾人民幣3.60元、糧票1斤,交給執勤民警。“該同學這種拾金不昧的高貴品質,值得大傢夥學習,應給予表揚。”該信的落款蓋有“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處西四交通中隊”的紅章。在一封封傢長的回饋信中,記者也看到瞭孩子們因“雷鋒”成長的故事。寒假期間,學校給每位傢長寄去一封信,征集“感動您的孩子成長瞬間”。一位叫張海的傢長寫下瞭女兒張超汝的故事,她和小區的孩子一起在小區隱蔽的地方給流浪貓搭瞭窩棚,“有愛心”,張海在“最令您感動的一點”中寫道。傢長劉冬梅記錄瞭孩子張芷睿這樣一幕,她看見老爺爺在寒風中賣麥芽糖,心生憐憫,用自己的壓歲錢買下瞭20元的麥芽糖,為的就是讓老爺爺趕快賺到錢,好回傢吃飯、避風。“善良、尊老、有愛心。”這是張媽媽在“最令您感動的一點”中對孩子的評價。講述39年前一封信“成就”瞭雷鋒小學其實,北京雷鋒小學原本叫雙寺小學,那麼“雷鋒”是如何來到這所學校的呢?這要追溯到1973年。這一年正值毛主席“向雷鋒同志學習”發表十周年之際。時任該校大隊輔導員的盧錦華和學生們,給遠在遼寧省撫順的雷鋒班寫瞭一封信,請教如何傳承雷鋒精神。同學們的信雖然文法稚嫩,但寫得真摯、動情。沒想到,雷鋒班第九任班長曾樹林代表全班戰士立即寄來瞭回信。信中說:親愛的雙寺小學的小朋友們!接到你們的信,我們全班同志都激動得流淚瞭。現在我們全班就在雷鋒老班長當年用過的小油燈下給你們回信。正當雷鋒精神受到褻瀆的時候,正當雷鋒班長開始被淡忘的時候,正當學習雷鋒的口號已經不響的時候,你們,首都北京的同學們卻喊出瞭我們共同的心聲:向雷鋒同志學習!……這封信同樣打動瞭師生的心。雙寺小學的師生決定,要把雷鋒叔叔“請回來”。同學們主動修理已損壞的桌椅;幫助後進同學;主動承擔學校四層樓的全部衛生清掃;每天堅持幫助身體殘疾的同學上學;送水小隊堅持15年為鼓樓大街交通崗送水;無論刮風下雨都定期去敬老院照顧孤寡老人……雙寺小學的“雷鋒”復活瞭,也叫響瞭,1990年3月5日,該校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辦、市教育局正式命名為北京雷鋒小學。這些年來,他們始終保持著與雷鋒班的聯系,一起分享著身邊“雷鋒”的點點滴滴。影響一茬接一茬每位學生都是“雷鋒通”如今,“雷鋒”已經融入這所小學的“骨子”裡。教學樓外墻上,“雷鋒”露著一張笑臉,一年又一年,迎來一批小同學,送走一批大“雷鋒”。雷鋒小學的每位學生都知道雷鋒的生平,知道雷鋒為什麼做好事,知道向雷鋒學習什麼。每一個人都會講雷鋒的故事,會背雷鋒的名言,會唱雷鋒的歌曲。每個班級都有一本雷鋒故事書,一個學雷鋒服務崗,一個學雷鋒角。高年級的雷鋒小標兵還得“傳幫帶”,參與低年級的日常管理。從早晨帶讀古詩到中午帶隊領午飯,從每周做大掃除到每月出板報,都會有“小標兵”幫助。學校的“五堅持”也都與“雷鋒”有關。新生入學第一課,即是參觀學校的“雷鋒”展室;加入少先隊的先決條件,得為學校做一件好事;還有,堅持每年評選表彰一批學雷鋒標兵,評選一個雷鋒中隊,評選出具有雷鋒精神的老師。買香皂、搬教材教職工用小事豐滿“雷鋒”老師和同學們,用身邊一件件小事,把“雷鋒”形象拼湊得愈加豐滿。“把小手洗幹凈!”一年級一班的班主任劉萍對孩子們說道,站在教室門口的她手裡拿著塊狀的紙香皂,孩子們排隊出教室洗手,她就將紙香皂逐個發給每一位學生,孩子們踮著腳尖、舉起雙手,小心翼翼地托著香皂,生怕弄掉在地。劉萍說,這是她花自己的錢買的紙香皂,是想教孩子們正確洗手、講究衛生。學校後勤工人、50多歲的馬師傅也沒閑著。開學伊始,他發現校外送來的新學期教材全放在瞭值班室地上,平常值班室的老師都會給綠植澆水,他怕不小心弄濕瞭書,影響孩子們上課,本不屬於分內工作,但他還是彎下腰,將全校學生的教材從地上搬到瞭桌面上。這樣一折騰就是一個多小時,雖然累得直不起腰,但馬師傅卻心甘情願。在宣傳處的孟老師眼中,隻要在雷鋒小學,“雷鋒”絕對不是三月來四月走,學雷鋒已是一種常態化的事情。不僅僅是學習雷鋒做好事,還有像雷鋒一樣刻苦學習的精神。也不是非得去掃大街、上敬老院,而是在學校、在傢裡,無時無刻都以雷鋒同志為榜樣,從小事做起,從身邊做起。文/記者楊詩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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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服裝高端定制那些事兒:誰曾為領導人裁衣

中國服裝高端定制那些事兒:誰曾為領導人裁衣

中國服裝高端定制那些事兒:誰曾為領導人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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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一邊是大眾服裝產品產能過剩,一邊是國人消費能力日漸增強,這股由“高端定制”帶來的“最炫中國風”是否可以讓中國服裝產業自此走上一條金光大道呢?
服裝高端定制:賺不瞭快錢的產業《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王山山 侯雋I北京報道因國傢主席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出訪時選擇瞭國產服裝品牌“無用”和“例外”,中國本土服裝品牌一夜躥紅,“第一夫人概念股”橫空出世。一時間,中國高端定制服裝(下稱“高端定制”)行業突然被推到聚光燈之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註。公開數據顯示,在2012年年底,服裝行業42傢上市公司的存貨總量高達483億元。有評論指出,即使把中國所有的服裝廠關閉,這些庫存也足夠全體中國人消費三年。一邊是大眾服裝產品產能過剩,一邊是國人消費能力日漸增強,這股由“高端定制”帶來的“最炫中國風”是否可以讓中國服裝產業自此走上一條金光大道呢?“服裝制造業中的皇冠”“高端”意味著材質上乘、工藝精湛,而“定制”的制作方式則註定瞭每件服裝隻有一個主人。皇宮裡的禦用衣匠們算得上是我國最早期的高端定制從業者。上世紀中期,隨著成衣制作流水線的迅速擴張,高端定制行業一度寂寞,隻有為國傢領導人量體裁衣的北京紅都服裝風光一時無二。目前,隨著人們的消費水平日益提高,消費觀念逐漸變化,國內服裝高端定制正在重新興起。中國服裝設計師協會副主席、中國服裝協會副會長張慶輝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高端客戶群體對於服裝的個性化、功能化要求日益提高,催生出新時期的高端定制行業。“高端”通常意味著高價,原料昂貴是高端定制價格高企的重要原因。中國服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服裝,000902.SZ)董事總經理戰英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很多高端定制的服裝面料都會采用羊絨、真絲等天然高級材質,價格往往是普通面料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一件西裝的價格動輒數萬元。如果輔料再配以貴金屬或名貴珠寶,價格更是會扶搖直上。在著名設計師郭培的玫瑰坊工作室裡,那些鑲金嵌彩的華麗禮服標價經常超過百萬。除瞭價高料貴,高端定制的另一特點是“純手工制作”。與機器加工相比,手工制作出來的服裝會更加舒適貼身。不過,精湛的手工制作同時意味著要付出高昂的人工成本,據記者瞭解,一位意大利工人為西裝鎖一個扣眼都要收取15歐元(約合人民幣120元)。在服裝企業大連大楊創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桂蓮看來,高級定制是服裝制造業中的皇冠。做“最體貼”的衣服目前國內從事高端定制的有設計師工作室,也有知名企業。著名服裝設計師王玉濤的個人工作室從2007年開始從事服裝的高端定制,在他看來,“更多時候,一件真正意義上的優質定制服裝,不但包括昂貴的面料、精致的手工,更是對客人穿衣習性的尊重和特殊要求的滿足。”“很多40歲以上的商界客戶常常會有機會出席談判、晚宴和典禮等各種場合,可是他們其中有些人的身材已經發福,去商場買衣服很難選到適合自己的樣式。這不是人的問題,是衣服不夠體貼。”戰英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和普通服裝不同,高端定制就是“要揚長避短,不管身材與年齡,讓每一位客人穿上都能有自己的神采”。為瞭解決高端客戶的穿衣需求,中國服裝打造瞭高端定制品牌“社稷”,專門聘請意大利設計師和手工藝人對服裝進行設計與制作。政商精英、演藝明星是最青睞高端定制的客戶,通常而言,這些人對服裝品牌的忠誠度也比較高,一旦選定一個設計師或品牌後通常會多次光顧。據記者瞭解,“口口相傳”是高端定制打開市場的重要方式。品牌創立至今,戰英傑見到朋友,開場話題幾乎都是“社稷”的各種好處,她還會邀請朋友試穿自己的品牌……在她看來,這種傳播途徑非常有效,因為很多人從穿上“社稷”那一刻起,就會深深喜歡上這種感覺。在王玉濤的工作室,有時是銷售找到客戶,有時則是客戶慕名上門。“從事高端定制一定要有深厚的積累,不管是設計師還是制作者,都不可能一入行就從事高端定制。”他告訴記者,這種積累,包括技藝的純熟,也包括設計師和品牌的影響力。時間打磨出的精品“高端定制可以讓一個設計師出名,但是卻不能保證讓他發財。”意大利時尚協會主席馬裡奧·博賽利(Mario Boselli)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由於前期要承擔高昂的成本和較大的壓力,很少有設計師或企業專做高端定制。王玉濤表示,這些資金上的壓力通常需要成衣制作業務來分擔,雖然他和工作室都願意投入更多精力到高端定制中,但現實卻是——如果隻做高端定制,工作室可能都養不起自己。雖然高端定制服裝的價格非常高昂,但與每件衣服背後的物質和時間成本相比,利潤並不算高。戰英傑向記者透露,“社稷”創立一年多,雖然客戶群在逐漸壯大,但至今也還未盈利。“高端定制的服裝要花很多時間去打磨,你無法在短時間內做出真正高質量的東西。”王玉濤告訴記者,一件高級定制服裝,無論是男裝還是女裝,因為工藝繁復程度不同,從設計到完成需要一個月乃至數月的周期。有時在制作一件女裝時,因選用瞭真絲等特殊材質面料,料子至少要懸垂靜止48個小時以上,才可以讓紗線很好地順應地心引力,使女服的下擺產生飄逸靈動的感覺。在戰英傑看來,高端定制的市場規模不會太大,因為“這畢竟不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張慶輝認為,隨著消費層次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高端定制的市場會越來越大,而突出個性化,滿足情感消費體驗應該是高端定制始終堅持的準則。“目前國內做得好的設計師和品牌都有一個共同點:始終以客戶需求為核心價值。他們專註於品質和細節,力求滿足消費者的每一個要求,在設計上精益求精,因此形成瞭良好的顧客口碑。”賺不瞭快錢的產業隨著“無用”和“例外”走紅,不少人都將高端定制與“民族品牌的希望”聯系在一起,資本市場上不斷傳來的利好消息也讓遊資蠢蠢欲動。“這不是一個可以賺快錢的產業,想做好這一行,需要有信仰,需要堅持,需要熱愛,它跟做商業不一樣,不會有很高的回報。”王玉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高端定制對技術要求非常高,工人至少要有10~15年經驗。30歲以下的人,無法從事高端定制。”熟諳中國服裝產業鏈的設計師戰英傑認為,國內整個服裝行業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大傢為瞭走量,為瞭要利潤,跑得太快瞭,往往忽略瞭細節——這是做衣服時遇到的問題,也是整個服裝產業的問題。做高端定制,就要跳出這種工業化思維,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標準,忍得住虧損”。中國服裝也在尋求突破,“社稷”的訂單以前全部交給意大利人去制作,縱然保證瞭工藝的精湛,但由於生產周期太長,公司從旗下工廠及公司外遴選瞭十幾位擁有近20年工作經驗的工人,根據從意大利帶回來的樣品來嘗試自己制作。現在,這些工人的作品已經和意大利樣品看不出明顯差別,而成本也得到瞭大幅降低,衣服的價格也能為更多人所接受。“選擇國外設計加工最終還是為瞭自己學習提升。”戰英傑說。“國外高端定制品牌試衣次數往往更多,有的品牌有時甚至要試衣10次。在中國,這顯然不現實。中國人都太忙瞭,有時試一兩次就煩瞭。”戰英傑表示,節約時間,盡量減少試衣次數並保證品質,是客戶帶給中國高端定制品牌的另一個挑戰。“中國人不缺技藝,隻是少瞭眼界。高端定制,真是一個時間砥礪出的產業。這個產業前面的道路或許有金光,但未必寬廣,後來者還是謹慎行之。”她說。中國服裝高端定制那些事兒紅幫裁縫鴉片戰爭後,在最早的通商口岸寧波,出現很多被稱為“紅毛”的歐洲人,不少寧波裁縫為他們裁制過服裝,“紅幫裁縫”由此得名。後來,紅幫裁縫轉戰上海灘,為各界名流定制服裝。他們是中國近代史上較早的高端定制從業者,在中國服裝史上,“紅幫裁縫”創立瞭五個第一:中國第一套西裝,第一套中山裝,第一傢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論專著,第一傢西服工藝學校。紅都1956年由上海遷京的波緯、造寸、藍天等7傢服裝店和中央辦公廳附屬加工廠合並組成後來的北京紅都服裝有限公司。紅都堅持個性化定制服務,曾先後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傢領導人以及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佈什總統等外國首腦制裝服務,堪稱新中國服裝高端定制第一傢。設計師品牌已在服裝界聲名卓著的設計師郭培,偶然為演員鮑蓉定做瞭一件衣服,開啟瞭她的“高級定制”夢想。1997年,她創辦北京玫瑰坊時裝有限責任公司,從此潛心於高端定制,為眾多明星及各種晚會設計禮服,郭培因此被稱為“中國晚會定制裝第一人”。隨後,國內出現瞭一批知名高端定制得品牌和設計師,如謝峰的吉芬、王玉濤的BeautyBerry、劉薇的玫瑰黛薇等。企業高端定制隨著消費者對服裝個性需求增加,一些知名服裝企業如大楊創世、中國服裝、朗姿、白領等在批量生產之外展開高端定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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