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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軸線申遺爭議:學者反對左安門等復建項目

北京中軸線申遺爭議:學者反對左安門等復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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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正陽門、太廟、天安門、故宮(微博)……依序直列,天壇與先農壇建築群約略對稱,“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等現代建築嵌刻其上。這條俗稱“龍脈”的7.8公裡長北京中軸線正試圖尋求更廣范圍的價值認定,去年的中國文化遺產日,北京正式宣佈啟動中軸線申遺工程。而在它有機會被世界所瞭解和贊嘆之前,國內的論爭就已經開始。真遺存隨著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倒下,古都北京便被置於長達半世紀的任意拆解中。民國初建,正陽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的甕城相繼拆除;接著是崇文門和德勝門的箭樓;50年代起,外城城樓、城墻和內城城墻也逐漸被毀。而中軸線之上的明清建築也隻存留下故宮、天壇、太廟等。當皇城和作為其設計靈魂的中軸線在實體上已經殘缺時,是否還具備原初的文化價值,便是學術界首先不能達成共識的一點。在媒體近期的廣泛報道中,申遺范圍可能包含22個遺產點,除瞭原有的明清建築遺存,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國傢博物館(微博)、金水橋、華表、獅子、天安門廣場都涵蓋其中。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呂舟是此次申遺文本撰寫的負責人,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他剛從舉辦第36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俄羅斯歸國,對於22個遺產點,呂舟無奈地表示:媒體多少有點誤讀瞭他的意思,這隻是3個方案的折中,並沒有最後確定,隻是先按照這個方案進行保護。由於中軸線上的故宮和天壇已經是世界文化遺產,它們的緩沖區疊加將是中軸線申遺的既定緩沖區、不再擴大,而從南到北的長度也不會改變,在這個范圍之內,遺產區的寬度到底怎麼劃定,專傢和國傢文物局的意見有大中小之分,大方案可能還會將什剎海和南鑼鼓巷的街區囊括進來,小方案則隻局限於明清建築群。呂舟本人則更支持大方案,小方案的操作難度小,但並不能闡明中軸線的價值。“中軸線最重要的價值是它所體現的方法,中國人怎麼規劃和建造一座城市,對於國土和戰略地位的理解,以及古人心目中天地人的對應關系都能夠得到反映,它承載的是中國城市發展史的基本原理,與其他國傢的城市規劃思想截然不同。從國內來看,很多城市都有中軸線的概念,但北京是最完整的,並且得到瞭延續,不是停止於明清。直到現在,它仍然是首都甚至中國最重要的一條線,在現代,中軸線又一次變得重要,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在中軸線上,天安門廣場等現代建築的存在不是對它的破壞,而是一種強化,它反映瞭真實的時代,貫穿中國文化始終。”強調虛體意義和它在當代仍然延續的政治功能,這是呂舟在文本的陳述中,必須向世界闡釋清楚的中軸線價值,按照他的判斷,一旦正式申請,世界遺產中心的專業咨詢機構裡面,建築和規劃專傢應該能夠接受,但文物保護的專傢可能會有異議。而這恰恰也是國內學術界的分野:建築規劃派立足於功能和思想的傳承,而文保派則嚴格限定時間源頭和空間存在。“故宮已經是世界遺產,永定門是新修的,前門是被八國聯軍炸毀後重修的,毛主席紀念堂、人民大會堂和國博都是新建築,故宮外面的皇城都已經拆掉瞭,城墻和城門也已經消失,在這個基礎上申遺,肯定有問題。”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晁華山說。北京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崗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既然是明清中軸線申遺,就應該有嚴謹的界定,去掉現代建築。假古董在中軸線文化完整性見解分歧下,已經消失的建築能不能重建,更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2011年初,北京市宣佈申遺之前,關於是否復建地安門就已經引起瞭學術界的爭辯,而社會聲音更有責難:那將是假古董。今年5月去世的泰鬥級古建築專傢羅哲文當時是支持派的代表人物,他與吳良鏞都為早已被拆除的地安門設計瞭圖樣,而在文保界中,與羅哲文的地位等量齊觀的謝辰生則明確反對。兩股同等重要的力量和對交通的現實考慮使北京市最終放棄瞭復建的想法,不過,中軸線區域輔助建築的復建則提上瞭日程,永定門甕城和左安門的復建已經被列為東城區的保護項目規劃藍圖中。“我隻能把它看成一個文化景觀,跟文物毫不沾邊,對申遺起不到加分的作用。”呂舟說。在他看來,東城區目前進行的復建式保護與專傢意見存在分歧,這與北京市遲遲不能確定申遺時間表也有一定聯系。“申遺定瞭,就要劃得很清楚,但是現在沒有劃定,就不好談。”而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邊蘭春明確反對東城區的幾處復建,他是北京“名城委”專傢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與鄭孝燮、吳良鏞、謝辰生、羅哲文等人同列“14人小組”,也就是說,北京的古都風貌何以重現,很大程度上受他們的學術見解和審美取向影響。在給東城區和西城區的意見書中,邊蘭春提出並不贊成永定門甕城、左安門等復建項目,與東城區原副區長討論時,他也當面表達反對意見。“那些輔助建築能夠傳遞的歷史信息遠遠不夠。”邊蘭春說,是否需要復建,取決於能不能通過物化加深人們的心理感受,也要考慮與周邊環境的關系。關於消逝建築的重建之爭更像是中國文物修復思潮演變的一個縮影,“落架大修”與“修舊如舊”的觀念一度占主導地位,基於中國土木結構的建築獨特性大拆大建、原樣修復,力求與歷史原貌精確一致。而歐洲的建築修復更強調可逆性,在原有基礎上加固時,新舊材料會做出明顯標識,並不會刻意做舊。“這是用謙卑的心態來看待文物,修舊如舊就是騙人、是以假亂真。”晁華山說道。“雖然現在還是落架大修,但現在也在向世界普遍的修復理念靠攏,文物等級越高,就越應該保持原真性。”邊蘭春說。因此,當普世的修復觀念開始為中國文保的主流所接受時,重建於7年前的永定門在中軸線申遺當口被重新看待,廣受批評。而除瞭觀點和理念之爭,更有現實利益的糾葛,永定門重建的主導學者王世仁便是較早卷入其中者。保護之名2004年9月,消失瞭近半個世紀的永定門城樓重新屹立在中軸線南端,這與王世仁的力推不無關系。早在2000年,他就聯合一些學者給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寫瞭《關於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作為北京古代建築研究所前所長,王世仁也是“名城委”的專傢成員之一,與反對大拆大建的學者相比,他似乎更受政府歡迎。2007年,王世仁被媒體爆出在南池子、東皇城根等舊城改造項目中,都是他大力主張拆除老居民區,然後由他的女婿和女兒來承擔該項目的設計,賺取重建時的巨額設計費。王世仁雖然否認自己拿瞭這些錢,但還是被冠以“拆派”的惡名,而他所主張重建的永定門在新的學術評價中,也更多摻雜瞭道德譴責。而在中國文保的現有機制下,申遺背後必然是一番利益計算。去年,西城區宣佈要配合申遺,調整不符合文保要求的商業業態,例如鼓樓西南側、煤市街、大柵欄三地區要拆遷改造,而東城區則表示計劃每年疏解1萬人,至2030年,東城人口爭取控制在65萬人。永定門至鐘鼓樓的中軸線古跡文物周邊居民將整批搬遷。與此同時,與中軸風貌不相符的地方,也將進行調整,例如天壇壇墻附近的簡易樓、先農壇內的大型體育設施等。最近,天壇公園周邊8棟簡易樓、鐘鼓樓附近近600戶平房,就已經正式啟動拆遷。盡管北京市文物部門後來表態,中軸線申遺絕不是把老百姓都搬出去,關鍵是要整治有礙文物安全、嚴重影響中軸景觀的部分。北京市規劃委有關負責人也表示,對中軸線的保護不“大拆大建”,歷史文化名城的底蘊也應包含原住居民。對中軸線周邊居民的搬遷,會結合實際情況、遵循自願原則。但一些民間文保人士仍堅決反對以申遺為名進行破壞。“中軸線申遺也被他們拿來當作借口拆真建假,把老百姓趕出去。這是我反對申遺的原因。”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會員曾一智說。2007年開始,北京市每年投入至少10億元專門用於城四區舊房改造,但是過去的幾年,中心城區人口疏散的效果並不明顯。此次申遺,或許是一個“轉機”。“政府想保護時,就說是四合院,想拆瞭又稱它為平房。”長期致力於胡同保護的華新民認為,這根本無視產權。最近,東城區委書記楊柳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老百姓都問我,‘到底什麼時候拆遷?’都很著急。”但在熟諳四合院產權問題的華新民看來,老百姓這種態度不奇怪,因為其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房主,而是他人私房中的租戶或占住戶,是政府拆遷利益共同體中的一部分。1958年,政府要求部分城市私有出租房由房管局“經租”,即負責經營管理和修繕。同時要求房客把租金交房管局,再把其中30%退給業主,但不涉及產權,業主也仍持產權證;“文革”後產權證被迫上繳;80年代還私產時,最初沒清退經租房,直到1997年才清退小部分,即廣東華僑的,辦理瞭“撤銷管理”,而全國大多數至今也沒清退,但政府也禁止把經租房作為“國有資產”挪到房管局名下,更禁止出售。可掀起“舊城改造”後開始大規模拆遷,經租房被房管局非法出售給上述住戶,使其作為假所有人獲得補償款。而真正的業主已經與自己的祖宅毫無關系瞭。申遺的背後以申遺為名的拆遷再次攪動瞭原本就已經復雜的產權糾紛和歷史糾葛,而當它與舊城改造和人口疏散掛鉤時,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行為。不過,對於公眾而言,學術爭議和“保護性拆遷”都在可以想象的范圍之內,真正觸動他們敏感神經的,是毛主席紀念堂也有可能被納入申遺。首都中軸線從來都是與政治關聯。即便在現代,它的這種屬性也依然沒有減退。無論是天安門廣場上大型活動的政治社會化,還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對整個民族歷程的提醒,都已經成為中國人政治意識的重要構成。然而,當申遺行為試圖使政治功能兼具世界文化意義時,原有的認知便被打破。消息一出,網絡世界立時沸騰。反對者之中,亦不乏左派人士。自稱中華民族主義者的司馬平邦即發出質疑,如此富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意義的建築物被綁在中軸線上,究竟能不能代表全世界的遺產?在學術爭論中,毛主席紀念堂能否參與申遺隻是一個中軸線文化定位的問題,而民間社會卻更關註於它的政治符號意義,任何與紀念堂相關聯的行為,都有可能產生過度解讀的效應。而在世界遺產專傢晁華山看來,申遺本身就充滿瞭意識形態色彩,具體到某一個項目,當然在所難免。“2004年,中國申遺高句麗王陵成功,之前並沒有這個念頭,但是在那一年朝鮮提出申請瞭,中國馬上就做出瞭反應,快速動員、花瞭很多錢,加班加點弄出瞭方案,短時間內就提出瞭申請,與朝鮮在同一屆世界遺產大會討論。這完全是意識形態的主導。”晁華山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晁華山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世界遺產的學術咨詢和培訓。據他介紹,那時候世界遺產名錄已經有800多處,由於之前並沒有過多限制,導致數量增長過快。2002年,世界遺產委員會遂決定,今後審批世界遺產的條件將更加嚴格,一個國傢一次最多申報兩處遺產。“有些遺產多的國傢就明確表態要減少申請,把更多機會讓給那些沒有或者較少世界遺產的國傢,相較之下,中國從未減少申請。在已經是世界第三遺產大國的情況下,仍追求更高目標。”按照他的解讀,近年形成的“申遺熱”除瞭地方經濟利益驅動,也離不開這種行政思維主導下的文化理念。而此次北京中軸線申遺,無論它以何種文化闡釋出現在世界遺產中心的討論桌上,都應該去政治、遠利益。“50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梁思成那一代建築學傢的慨嘆言猶在耳,如何避免二次破壞是一個新的歷史選擇。(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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